1979年9月，我考进了宜昌师专中文科，三年后的1982年6月，分配到枝江县农业中学担任语文教师，开始了默默无闻的教学工作。原本以为这就是我今后一生的工作。时间到了1985年上半年，象往常一样上班，突然一位同事告诉我，《湖北日报》发了消息，武汉大学面向中南地区招收插班生，这下让我兴奋不已。时任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在《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长江文艺出版社）中记载，所谓插班生制，指的是凡达到了大专学历的其他大学的学生或社会青年，经过学校组织的一次特殊考核，符合要求者，允许直接插入相关专业三年级学习的制度。

        刘道玉校长之所以萌发实施插班生制度的想法，主要是他经常收到不少社会青年的来信，他们因为一次高考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在信中，他们诉说了心中的苦闷，表达了强烈求知的欲望，对此刘校长深为感动。另外，他还经常收到普通大学和专科学校的学生来信，他们反映，在普通大学和重点大学之间缺乏公平的竞争机制。

        1984年3月，武汉大学正式向教育部递呈了《关于请求试行插班生改革的试点报告》。然而两个月过去了，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于是5月中旬，刘道玉校长又专程去教育部汇报、陈情，后又多次到主管招生计划的国家计委向主管领导请示。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努力，一个崭新的插班生制度终于在武汉大学诞生了。

        1985年年初，学校组织力量迅速制定招生方案和细则。报考条件中要求是在省级文学刊物中发表一定数量作品的作家、诗人，或者在学术期刊上发表一定数量的学术论文、科技发明专利的35岁以下社会青年。同年3月《招生简章》在《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和中南五省报刊刊登，各种信件和报名申请纷至沓来，有的直接到武大报名。我将自己在《青年文摘》《语文学习》《中学语文》和《语言美》等刊物的文章原件邮寄给武汉大学教务处实验教学科申请报名，5月中旬收到受理报名的通知。但我后来知晓，宜昌地区仅有2人获得受理。据刘道玉校长《其命维新——刘道玉口述史》（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回忆，“当年报名的人数多达3000多人，来函询问的人更是不计其数”。7月，经过严格的成果筛选、笔试和政审，全校最后录取了92名。中文系从中国作家协会招收了24名作家班学员。另外录取了17名插班生，我是唯一一名古典文学、训诂学研究方向的插班生。1985年9月，我来到仰慕已久的珞珈山，开始了学生生活。在校期间，感受到武大自由的学风和学分制的优势，我调整了自己的研究方向，定位在《诗经》、汉语史和训诂学的研究方向上。

        据我所知，武汉大学在全国范围内首创的插班生制是著名教育家、化学家、社会活动家刘道玉的伟大创举。刘道玉，1933年11月生，湖北枣阳人。1977年，出任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对高教战线上的拨乱反正和恢复统一高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981至1988年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是当时中国高等院校中最年轻的一位校长。他倡导自由民主的校园文化，从教学内容到管理体制率先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学分制、主辅修制、转学制、插班生制、导师制、贷学金制、学术假制等等，拉开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序幕，其改革举措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经过两年的刻苦学习，首届插班生顺利地毕业了。大四时，我完成了有关《诗经》《离骚》等专题的两篇本科学位论文。本人撰写的一篇8000字的本科学士学位论文《<诗经>“名•是•动”式新考》发表在《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四期）上，该论文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中心《语言文字学》全文和《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摘要转载，本科生毕业论文在核心期刊上发表并转载，当属凤毛麟角。目前，本人撰写各类文章（随笔）近180篇，其中《诗经》研究学术论文（随笔）50余篇，诸多学术观点被引用、转载。

        转眼之间，毕业35年了，首届插班生在各自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同学中有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徐迟报告文学奖获得者。其中中文系17名插班生中有副厅级以上干部3名，教授、研究员、研究馆员、国家一级作家、编审和高级记者等高级技术职称10多名，成就斐然。

        武汉大学插班生制度经过三届招生实验，培养了一批出类拔萃的人才。后来因种种原因停办，十分遗憾。但每每想起我在珞珈山求学的日子，总感到欣慰不已。

（原载《三峡晚报》2021年6月2日“三峡风”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