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高考后的1977级、1978级和1979级常被人们称为“新三届”。把他们放在历史长河的视野来看，这三届学生可能微不足道，但他们对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发展功不可没，是值得骄傲的一代，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代，是中国当代史上难以复制的一代。40多年后的今天，他们这一群，成为社会中坚精英人士的比比皆是。不论是在教育界、学术界，还是决策界、实业界、传媒界，都能独当一面，振兴一方。

        仅仅就我所熟悉的宜昌师专中文科而言，就涌现出了一些杰出人士。举例来说，学术界代表有华东师大的田兆元教授、厦门大学的王诺教授、五邑大学的孟祥荣教授、浙江财大的王明建教授，湖北省社科院的吴永平、艾宏扬研究员，三峡大学的邓新华、胡绍华教授；国学文化与企业管理双料专家陈伟（达流）；作家中走出了吕志清、姚永标、黄灿、张维仲；传媒人中的中央电视台春晚导演秦新民，湖北广播电视台总编辑、屡次获得中国新闻奖的向培凤；教育界语文教育专家赵乔翔教授，特级教师重点中学校长董云；特级教师习平、陈耀文、周德富、曹书德、张丕友等,还有国家二级高级法官童新和对人类文化学有深入研究的专家郭汉闵等等。

        而我正好赶上了“新三届”。读书、攀登科学高峰是那个时代的标志，甚至在公汽站捧着一本外语书背诵英语单词更是那一代人的时尚。1979年9月，17岁的我以306分的成绩考进了宜昌师专中文科。宜昌师专在红花套、西坝的峥嵘岁月，只是从老前辈们的讲述中凤毛麟角地略知一二。我入学时，宜昌师专已经于20年前迁至风光怡人的北山坡。

        北山坡的旖旎风光和在那里度过3年青春岁月，实在令人终生梦绕魂牵。在师专的3年，回忆起来，有苦涩，更有温馨。

        这里有众多年富力强、富有激情的老师。他们刚从“牛棚”、从干校、从农场里走来，摆脱了“文革”的煎熬，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在我们年轻学子的心目中,他们是一座座崇高的偶像。在师专，有丰富的藏书，有活跃浓郁的学术气氛。老师们既不为评职称、发表论文而劳累，也不为争取科研课题而奔波,他们只是专心地备课、讲课。老师们的讲授千姿百态。有的娓娓而谈，如拂春风；有的出神入化，令人陶醉；有的标新立异，骇世惊俗。曹文安、谢道弋、王作新的讲课至今让我们津津乐道。国学大师级的吴林伯教授是代表学校师资水平的一个里程碑，他的《<文心雕龙>义疏》代表该领域研究的巅峰水平。可见当年的师资力量十分雄厚。当然，也有的老师讲起课来，实在沉闷乏味，使人昏昏欲睡。

        那时候，确实有点百家争鸣的气候。学校经常聘请全国知名教授、名人来校讲座。记得中国人民大学林志浩教授的讲座让我大开眼界，还有作家鄢国培为我们剖析自己创作的“长江三部曲”之一《漩流》等。学生中社团活动很红火，学校经常组织我们到市内各电影院观看电影。除此之外，我们每周周六的晚上拎着小凳从学校后面的小山坡翻墙到374部队营房操场看电影的情景至今仍记忆犹新。久而久之，这里便走出了一条山间小道。同学中的王明建与黄学凤、童新与杨正秀、董云与孟祥英则捷足先登，还在这条山间小道上收获了爱情，着实让我们羡慕不已。

        一进校，我和其他同学不一样，一头扎进故纸堆，喜欢上了传统语言学。在老师眼里，我是一位十分粘人的学生，个子矮矮的、长得黑黑的，经常在学校林荫道和走廊的路灯下看书，很晚才回到寝室，搞得脸盆唏哩哗啦地响，闹得室友不胜其烦。在学校，我喜欢上了汉语史及训诂学学科，从王作新老师那儿借来了油印的台湾学者林尹的 《训诂学概要》，在九码头新华书店里与曹书德同学一道买回周大璞教授的《训诂学要略》。有个假期，从农村一位叫陈胜谷老先生那儿弄了一本发黄而又残缺不全的线装本《诗经》。我在曹文安老师那里知道了什么叫章黄学派、什么叫小学和“毛传郑笺”，还旁听了曹文安老师在中文科当时唯一选修课《诗经》研究，课堂笔记一直保存至今。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当时选修的名单中没有我，我想可能是每次考试成绩分数不高的缘故吧。相反，这却是一件好事，因为我只用听课，不需参加考试。而特别搞笑的是，这届学生中我是在《诗经》研究领域发表学术论文最多的一位，解决了《诗经》中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并加入了中国诗经学会。当然这得益于曹文安教授的教诲。师专毕业时，我利用寒假时间，撰写了两篇毕业论文：《通假字与古今字辨》《是活用，还是兼类》，这是前贤们未能很好解决的汉语史的两个课题，我的研究也不可能有什么建树和新的见解。

        在宜昌师专中文科，给予我巨大帮助的不仅有曹文安、王作新老师，还有郭超㸚、李祖林、李超、张道葵、吴柏森、刘济民、李光明、谢道弋、刘芳、庞俊、廖伯昂、刘世新、徐振、吴章采、方东升和王秀珍等老师，以及后来调进学校的李友益老师，这些先生的道德文章、学术品格深深影响着我。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枝江县老周场农业中学教书，在艰难的环境中，我始终没放弃自己的学术追求，开始了步履蹒跚的学术研究。

        1983年11月，在武汉教育学院中文系主办的《学语文》报上，编辑许匡一老师给我发表了一些豆腐块的小文章，诸如《“战胜”与“战败”》《从“旧闻”谈起——仿词不是生造词》，着实让我激动得几个晚上都没睡好觉。许匡一教授，后来成为了我的忘年之交，在许先生去世之前，他将自己藏书中有关《诗经》、训诂学、汉语史等语言学著作全部赠送给我。在书房里，我也专门设立了许先生藏书的专柜，也把许先生的照片立在书柜中。

        1984年，我撰写了论文《尊重历史，面对现实——略谈中学鲁迅作品的用字问题》，李祖林老师给我提出了修改意见。那时，既没互联网，也没有QQ等即时聊天工具，为了撰写一篇论文只好专程跑到宜昌来向李老师请教。后来，该论文发表在全国中学语文界最具权威的刊物《语文学习》杂志上。接着我有10余篇学术论文见诸各种公开出版的期刊，其中，令我最为欣慰的是，发表在重庆《自学报》上的文章被当年的《青年文摘》和山西师范大学的《中文自修辅导》杂志全文同时转载。那一年我才刚刚22岁。

        在宜昌师专打下的扎实学术根基为我考进武汉大学中文系，走进珞珈山美丽的校园奠定了基础。如果说我在汉语史、训诂学、《诗经》和地方文化研究领域还算有一点成就的话，我想是与宜昌师专中文科的求学经历分不开的，宜昌师专给我奠定了终身受益的学术基础。

        如今，我离开宜昌师专已经40年了，宜昌师专却因全国高校布局调整已不复存在，但北山坡的校址依旧。宜昌师专一直深藏在我的心里，每次想起在如诗似画的宜昌师专温馨而又快乐的日子，我就觉得幸福无比。宜昌师专是我放飞梦想的地方。也正因为如此，我才有编辑《宜昌师专的故事》的情怀和动力。

（原载《三峡大学报》2022.4.1第二版，收入本书时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