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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之十
发布日期:2011年10月25日 来源:九三学社宜昌市委 阅读4983次

毛泽东和他的九三学社朋友们

 

焦聚川

                                        

在九三学社老一辈社员中,流传着一段感人的佳话。

那是1949年5月,北平解放后的一天。北平师范大学代理校长、数学家汤璪真意想不到地接到毛泽东打来的一个电话。毛泽东不仅在电话中同这位湖南同乡聊家常,而且还表示马上动身去看望老相识北师大文学院院长黎锦熙、地理系主任黄国璋,以及同乡劳君展、许德珩夫妇。

北平和平门内,早年梁启超创建尚志学会会所,现在是北师大教工宿舍了。汤璪真约了黎锦熙、黄国璋、傅仲嘉等,早在门口等候。一辆黑色轿车急驶过来,停稳后,毛主席健步跳下。一见年过花甲的黎锦熙,毛主席便迅步向前,连呼“黎老师,黎老师,您好哇!”黎锦熙满面笑容,连说:“不敢当,不敢当。”语言学家黎锦熙,是毛主席青年时期在长沙湖南省立第一师范上学时的历史老师。毛主席拉着黎锦熙老师的手,搀扶着,寒暄着,进到汤璪真的家里。地理学家黄国璋是毛主席同乡,他一直负责九三学社的组织工作。他谈到抗日战争后期,和许德珩、潘菽、黎锦熙等人在重庆、兰州等地知识界发起“民主科学座谈会”(九三学社的前身)以及抗战胜利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成立九三学社的情况。毛主席神情关注,频频点头。当黄国璋说到九三学社总部迁到北平以后,孟林(汤璪真)也参加进来了,毛主席说:“好,好,好哇!”时值新政协筹备期间和建国前夕,大家对新中国文化、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毛主席听了以后,欣然说道:“还是党外有党好哇!民主党派是中国共产党的朋友。‘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嘛!”

谈话间天色已晚,汤璪真让家人备饭,特别叮嘱弄些湖南腊肉来招待主席。毛主席风趣而又意味深长地说:“不麻烦你们了,今日之聚会,不只是乡情了,该轮到我掏腰包喽!”于是吩咐随从的工作人员去准备。工作人员就近从西单菜馆叫来两桌酒席。大家见酒菜太多,正不知何意,毛主席说:“你们都是九三学社社员,今天我要宴请九三学社的朋友们。在北师大还有哪些九三学社同仁,都请来。”教育学家董渭川、化学家鲁宝重等人来了,连与九三学社联系密切的朋友也请来一些。有幸见到毛主席,个个欣喜异常。

席间,毛主席脱去了外衣。白衬衫袖口和领子上打着补钉。大家喝酒,毛主席请求抽烟,名曰“以烟代酒”。有人说:“主席,你的乡音无大改呀!”毛主席笑道:“乡音虽无改,鬓毛却已衰矣!”有人提议为主席健康长寿干杯,毛主席连连摆手制止。他说:“在座的都是教员,我也是教员,只不过教的科目不同而已。现在,我和各位都是新中国的‘长工’,我们的主人是谁呢?不是地主老财或资本家,而是人民,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我们要全心全意为他们服务!”

毛主席一席话,深深打动了大家的心。

载《人民日报》1994-1-5   

 

 

 

 

 

 

 

 

 

 

 

 

 

 

 

 

 

 

 

 

 

 

 

 

 

 

 

 

 

 

 

毛泽东与黎锦熙的师生情

 

尹高潮

 

黎锦熙,字邵西,1890年2月2日出生于湖南湘潭,是我国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院士)。他参与创建了九三学社,并被选为九三学社第一届理监事联席会议常务监事,第一、二届中央理事会理事,第三、四、五届中央委员会常委。

北京和平解放后,中共中央从西柏坡迁进北京城。刚刚住下不久,毛泽东从中共北京市委有关同志那里得悉,黎锦熙等知名学者都在北京,就立即驱车到和平门北京师大宿舍看望。黎锦熙事先得到通知后,从家中赶到院门口迎候。上午10时许,毛泽东一行到达北师大宿舍区,他一下车直奔黎锦熙而去。一声“黎老师”出口,他的眼眶湿润了,黎锦熙的双眼也流下了激动的泪水。自1919年北京一别,整整30年,两位挚友未曾见过面,这怎不叫人激动万分呢?在场的人们都被这动人的场面感动得热泪盈眶。这天中午,毛泽东掏钱让工作人员叫来了两桌酒席,款待老师和几位知名教授,席间他紧挨黎先生就坐,亲切话旧,非常兴奋,直到日落才依依而去。此后,毛泽东几次接黎锦熙到中南海叙谈,有时也把另一位湘潭人氏齐白石一同请去。有一次荷花盛开,毛泽东还饶有兴味地和黎锦熙一起泛舟共赏。10月,黎锦熙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之邀,参加了开国大典。建国以后,毛泽东日理万机,抽不开身去看望黎锦熙,就派秘书周小舟代为看望,常常捎去自己的一些喜爱之物送给老师。周与黎也属湖南老乡,又兼与黎有师生之谊,所以乐为代劳,长此以往,形成习惯。 1951年春节前后,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会议,作为九三学社负责人的黎锦熙,也参加了这次大会。会期半月左右,黎几乎每天都能看到毛泽东和其他中共中央领导人。有一天晚上,看郝寿臣演出武打戏,黎锦熙和叶圣陶、老舍等人被安排在毛泽东后一排就坐,演出间隙,毛泽东不时回过头来向老师和其他几位著名民主人士点头致意。看到毛泽东红光满面,神彩奕奕,黎锦熙感到无比高兴。

解放初期,毛泽东曾想请老师在政府部门担任实职,黎以健康状况不佳婉言谢绝了。后来,他了解到黎锦熙潜心于教育和著述,也就不再勉为其难。不久,毛泽东指定黎锦熙和吴玉章、范文澜、成仿吾、马叙伦、郭沫若、沈雁冰7人,共组“中国文字改革协会”,黎锦熙被选为理事,后又被选为常务理事、副主席,兼方案委员会副主任和汉字整理委员会主任。据说,这些都是经过毛泽东点头同意的。

此后,黎锦熙便尽其所长,为汉字改革殚精竭虑,作出了重大贡献。正如1958年公布“汉语拼音方案”时,周恩来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这一报告里所说:“黎锦熙、钱玄同等人制订‘国语罗马字’的功劳是不能不承认的。” 1953年的一天,毛泽东派人给黎锦熙送来了不少礼物。并附有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的一封信,信中说,“黎锦熙委员:各兄弟民族先后敬献毛主席、周总理礼物一批,奉命分送给您。人参果一包,阿胶四块,红参一盒,冰糖一块,麝香2支,贝母1包,虫草半斤。并请查收,此致敬礼!”来人还转告了毛泽东的问候,望他多多进补,保重身体。这些关怀,黎锦熙不胜感激。 对黎锦熙的学术研究,毛泽东给予了支持和肯定。早在1950年黎出任中国大辞典编纂处总主任时,曾向毛泽东写过一封信,就中国大辞典编纂处机构归属、人员编制以及辞书编辑事业应合理发展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意见。毛泽东很快回信加以肯定。他在信中说:邵西先生:五月十七日惠书敬悉。所提大辞典处各点均可同意。并和胡乔木同志说了,他也同意。请用电话和胡同志接洽为荷。顺祝健康。毛泽东一九五O年五月二十二日。

在“文化大革命”中,“左”的干扰使黎锦熙也受到冲击,毛泽东和周恩来旋即指示保护他,还通过毛泽东的表兄、黎锦熙的好友王季范等劝阻红卫兵,不要去抄黎的家,更不许去批斗他。

1972年,毛泽东、周恩来得知黎锦熙居住条件较差时,特地过问他的住房问题,使他迁到朝阳门内北小街一个四合独院,他从此有了一个幽静舒适的环境,在这里一直生活到逝世。对此,黎锦熙曾于1973年元旦,以高兴和调侃的心情作《四合房即事》诗,以志庆贺。诗云:

南斋门设且常关,北门锁钥谁堪属?

北房中作办公厅,两头耳房供住宿;

西房一室客厅虚,东南五间书库实。

五车昨已汗牛来,万卷今犹充栋积。

对于毛泽东的关怀,黎锦熙感到无以为报,只能加倍地工作,更多地奉献教学和科研成果,以实际行动支持毛泽东领导的革命事业。与此同时,他在思想感情上更贴近人民,更贴近时代,为革命和建设的每一次成功感到欢欣鼓舞。

1962年,国内遭受了三年自然灾害,经济面临巨大困难。盘踞台湾的国民党“反攻大陆”的叫嚣却甚嚣尘上。在这样的政治气候下,黎锦熙和毛泽东《沁园春·雪》原韵,填了一首词:

解放台湾,雾净波澄,风举叶飘。笑星沉海底,当窗历历,河源雨过,隔座滔滔。远掠层人,近探圆月,银汉翱翔孰比高!从天降,又百花齐放,万种妖娆。

地球映日呈娇,瞰海岸回环尽舞腰。叹向戍弭兵,徒劳辱舌,屈原爱国,空赋离骚。民主阵营,和平堡垒,谁在张弓学射雕。拭目看,被东风压倒,曾不崇朝。

词中,他浮想联翩,超脱九天之上,将科学的眼光和浪漫主义的遐思结合在一起,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放眼全球,看到“民主阵营”、“和平堡垒”东风正在压倒西风;对那些魑魅魍魉,他大声喝斥“谁在张弓学射雕?”,接着又展望了祖国统一的远景,字里行间散发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

1970年4月24日,我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他立即写了一首七言绝句:

只惜吴刚不炼钢,明月千古冷天堂。

昨夜寰宇歌声动,争取红星斗列强。

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毛泽东领导下创造的人间奇迹,是多么激动和喜悦;对列强是多么的蔑视!

黎锦熙不仅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还大力宣传毛泽东,对青年人进行传统教育。1952年,他撰写《毛主席六札纪事》,回忆毛泽东在一师刻苦学习、为革命储备力量的情况。1958年,出版《〈实践论〉语法图解》,以推动全国人民学习毛泽东哲学著作;1967年,他不顾78岁高龄,热情接待关于询问毛泽东青年时代革命活动的各地来访者,并著《有关毛主席青年时代的回忆》一文;1968年,完成《〈矛盾论〉语法图解分析》一书,从分析《矛盾论》的章句入手,帮助读者完整准确地理解全文的内容。1974年,校补《毛主席六札纪事》一文;1977年,撰写《峥嵘岁月中的伟大革命实践——回忆建党前夕毛主席的部分革命活动》。

1976年,对于黎锦熙来说是沉痛的一年。先是年初周恩来逝世,他在悲痛中赋了“周总理哀辞”一首,以为悼念。9月,毛泽东逝世的噩耗传来,这对他震动更大,犹如五雷击顶,数日不思茶饭。不久,他病倒,身体更加衰弱了。一年多以后,黎锦熙在书房不小心摔倒,竟致不起。时为1978年3月27。

选自《毛泽东和他的24位老师》

 

 

 

 

 

 

 

 

 

 

 

 

 

 

许德珩与五四运动

 

王文英

 

为雪心头恨,而今作楚囚。被拘三十二,无一怕杀头。痛殴卖国贼,火烧赵家楼。锄奸不惜死,爱国亦千秋。

这首慷慨激昂的诗作,是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九三学社主席的许德珩先生,于1919年的那个令人难忘的5月4日的晚上,在牢狱之中,悲愤而作的。他是“五四”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人之一,“五四”宣言的起草者。

“五四”风暴来临时,许德珩正在北京大学求学。这个曾参加过辛亥革命和讨袁运动的热血青年,痛恨军阀反动统治和军阀混战的局面,期盼国富民强,在北大,积极投身爱国学生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他经革命先驱李大钊先生的介绍,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是北京大学鼎足而立的3个社团之———《国民》杂志社编辑委员会的成员之一。

“五四”前夕,一场新旧思潮的激战在北大拉开了战幕。以《国民》杂志社、《新潮》杂志社、《国故》月刊为营垒展开论战。这3个社团代表不同的政治思想。《新潮》提倡白话文,反对旧礼教,但绝口不谈政治;《国故》则与之对立,专门反对白话文,鼓吹封建文化和封建道德。《国民》杂志,是青年爱国团体“学生救国会”办的一个全国性刊物,突出特点是公开谈论政治,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发表许多政论文章,它的言论在当时的爱国知识分子中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它的许多成员直接参加了随后不久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许德珩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不仅是这个刊物的领导人之一,而且是积极的撰稿人,在进步学生中享有很高的声望。

论战异常激烈,预示着一场革命的暴风雨即将来临。恰在这时,中国政府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使这场不可避免的革命风暴——反帝爱国运动如同火山一样爆发了。

1918年10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战败。1919年1月,美、日、英、法、意等国在巴黎召开所谓“和平会议”,即“巴黎和会”,讨论处理战后问题,其目的是为了再次分割殖民地和划分势力范围。实质上是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分赃会议。中国政府作为战胜国,也出席了这次会议,在全国人民强烈呼吁下,中国代表提出废弃外国政府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队和归还租借地等7项要求,并提出取消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但是,这些合理的要求由于美、日等国的阻挠、破坏,根本就没有提到大会上讨论。中国政府又提出要求把战前德国在中国山东强占的各种特权归还中国。但日本在美国的默认、怂恿下,对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却蛮横地硬要“继承”,而“和约”竟就如此满足了日本的强盗行径。

5月1日,消息传回国内,国人无不义愤填膺。

以爱国、救国为己任的北京大学的学生们,更是群情激愤。5月2日晚,许德珩等《国民》杂志社负责人召开会议,提议:由《国民》杂志社发起,约集北京各校同学举行一次示威游行。5月3日,北大第三院大礼堂挤满了人,北大学生一千余人,悉数汇集在这里,高师、工专专门、法政专门、汇文、俄专等学校学生代表也赶到这里。

紧急召开的学生大会正在举行。许德珩、丁肇青、谢绍敏、张国焘、易克嶷等同学争相发言,声讨、揭露帝国主义列强的罪行。他们个个慷慨激昂,声泪俱下,气氛十分悲壮。“维护民族尊严”、“保卫祖国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呼声回荡在礼堂里,撞击着每个人的心房。学生们强烈要求严惩曹汝霖(军阀政府的交通总长,“二十一条”就是他经手签订的)、章宗祥(驻日公使,是出卖胶济铁路经营权、济顺和高徐两铁路修筑权给日本的经手人)、陆宗舆(币制局总裁,是向日本人进行各种卖国性借款的经手人)3个亲日派卖国贼。大会通过决议:一、定于次日即5月4日协同其他兄弟学校齐集天安门举行爱国大示威;二、通电巴黎专使不准签字;三、通电各省于5月7日举行爱国示威游行;四、联合全国各界一致奋起力争。大会决定由许德珩负责起草宣言。

当晚,许德珩奋笔起草着《宣言》直到深夜,《宣言》终于诞生了。他又连忙书写标语和口号,因为深夜无处买白布,他就把自己的白布床单撕成了条条,直至天渐渐泛出灰色。北大西斋的同学也同许德珩一样,彻夜未眠,准备着游行用的大旗、小旗和标语。清晨,即5月4日,北京各校学生按计划到天安门集合。北京军阀政府的军警闻讯赶到,企图用武力驱散学生。许德珩和他的同学们义愤填膺,怒不可遏,高呼“打倒卖国贼”、“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口号,准备与军警搏斗。军警们被学生正义之气所震慑,灰溜溜撤退了。大会开始,各校学生代表纷纷讲演,痛斥帝国主义侵华罪行。大会通过了许德珩起草的《宣言》。《宣言》尖锐地揭露了日、美、英、法等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呼吁国民“能下一大决心,作最后之愤救”。

游行的队伍在集会后,从天安门走向东交民巷使馆区。这里一向不许中国人成群结队进出,而现在长龙般的游行队伍在正义力量的鼓舞下,从这里示威而过。然后,直奔赵家楼卖国贼曹汝霖的住宅。许德珩走在队伍的前面,一边走,一边领头高呼着口号。曹汝霖的住宅早已戒备森严,武装军警封锁了胡同口。许德珩等人向前和和气气同军警讲道理:“我们是找曹总长谈谈国事,交换意见,要他爱中国。我们手无寸铁,你们也是中国人,难道你们不爱中国吗?”军警们受到感动,放学生们进了胡同。学生们又以同样的方法与守门的军警周旋,设法越墙打开了大门。曹汝霖却闻声逃跑了。激愤中,有个学生掏出火柴,点燃了曹贼陈设华丽的卧室,顿时,房子就燃烧起来。

军阀段祺瑞政府的警察总监吴炳湘、步军统领李长泰闻讯率领大队军警赶到,以武力驱散人群。借口学生放火,开始捕人。情势非常紧急,许德珩坚决留下来与其他一些同学一道维持秩序,组织学生撤离,却被军警逮捕。一个军警指着许德珩和他的好友易克嶷恶狠狠地说:就是这两个家伙在扇动。遂把他们捆在拉猪的手推车上,一边一个。就这样被推进警察厅。同他们一起被捕的有31个学生和一个市民。

他们被囚禁在一间肮脏的牢房里,房内只有一个大炕,东西两边各放着一个大尿桶,臭气熏天。晚上睡觉,每半小时就要听命令抬一下头,以证明“犯人”还活着。到中午“放风”,才能大便,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看守的人员每天提一桶开水,每人发一个窝头。

许德珩等人被关在这里,心却想着外面,他们说服教育狱警,以了解外面的情况。

学生被捕消息传开,得到社会各方广泛同情,从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到民社党的林长民都通电呼吁“学生无罪”。而这时,在广州的国会参众两院议员,有趁此倒阁之势。段祺瑞迫于形势和社会各方呼吁,只好于5月7日将被捕的学生全部释放。然而,反动军阀政府在释放学生的同时,又宣称业经释放之学生将送交法院讯办。出狱后的许德珩并没有被吓倒,面对当局的无耻,他联络北大其他被捕学生,发表“声明状”,强烈抗议警厅的非法传讯。反动当局变本加厉,出言威吓北大学生和蔡元培校长,声言“要烧北大房子,杀北大学生”,“要以三百两黄金收买凶手刺杀蔡元培”等等。

曲折、严酷的斗争,使学生们感到有必要进一步把爱国力量组织起来。在北大许德珩等人发起、努力下,5月16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大大加强了对爱国斗争的领导。5月19日,为了进一步打击反动政府,在“联合会”统一领导下,北京中等以上学校罢课,直至学生要求得到满足为止。这是继“五四”游行之后,北京学生对卖国集团所进行的又一次斗争。为了扩大运动,寻求声援。许德珩与黄日葵同学(也是经李大钊介绍加入“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南下天津、济南、武汉、九江、南京、上海串联。一路上,他们生活十分清苦,常常以干馒头和清水充饥。经过他们艰苦卓绝的的努力,不仅赢得了全国青年学生的响应,而且,上海各界举行民众大会,号召全国罢工、罢市支援学生。

这样,“五四”运动就从青年知识分子的范围,扩大到工商界以及全体市民都来参加,成为全国各方面的革命运动。

全国各大城市相继罢工、罢市,使段祺瑞执政府感到事态严重,被迫于6月10日下令罢免曹、章、陆的职务。总统徐世昌不得不去电巴黎,令出席和会的中国代表拒绝签字。至此,“五四”反帝爱国运动取得了重大胜利。

为串联还滞留在上海的许德珩听到消息,喜不成寐,赋诗一首,以书情怀: 人民奋起日,军阀低头时。莽莽长江浪,飘飘随所之。吼声遍南北,无不尽相持。罢免曹章陆,复职子民师。和约不签字,举国乐怡怡。五四获全胜,对此能不诗。前途荆棘多,携手共驱驰。 

载《团结报》199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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