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三学社简史

九三学社产生的政治和历史背景

九三学社是以科学技术界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的具有政治联盟特点的政党，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参政党。

九三学社的建立同抗日战争时期国内的政治形势是密切相关的。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的枪声和稍后由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逼蒋抗日的“西安事变”，结束了长达10年之久的国共两党的对抗。国共合作的政治氛围，鼓舞了当时国内的各民主党派、进步团体和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

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政策，是九三学社得以诞生的政治基础。

1941年1月4日的“皖南事变，” 使得广大人民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和专制独裁极为不满。同年春的一天，周恩来在重庆俄国餐厅约请各党各派的领袖吃饭，出席者中就有后来成为九三学社第一代领袖的许德珩先生。周恩来对这些民主人士说：当前人民群众和各党各派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强烈不满，有必要申张民主、反对独裁，我们经过讨论研究，认为有必要组织起来，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要求团结抗战，要求民主。大家一致感到：政治不民主，抗战胜利必无可能。于是，在中共的号召下，遂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许德珩被推选为该组织的联络部副部长。

抗战后期的形式促使了九三学社产生。此时，是中国民主势力与法西斯反动势力大决战的时期，也是国际民主势力同世界法西斯反动势力大决战的时期。

1944年下半年，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大西南地区发动新的进攻，桂林失守，川黔吃紧，而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投降空气浓厚，法西斯反动势力猖獗，国统区军事、政治、经济的全面危机日益加剧，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愈来愈多的人们认识到了不内争民主，就不能外御强寇，中华民族于危亡之中，在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和感召之下，国统区内的抗日民主运动风起云涌。正是在这国家民族的紧要关头，中共代表林伯渠适时地在三届国民参政会上，提出了“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的主张，这一主张立即得到了社会各阶层人士的热烈响应。此后，中国共产党又向国民党当局书面提出了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

为响应中共的号召，抗战时期先后来到重庆的一部分文教、科学技术界的高级知识分子，如许德珩、潘菽、梁希、黎锦熙、劳君展、涂长望、张雪岩、黄国璋、叶丁易等，发起组织了“民主科学座谈会”讨论民主与抗战问题，主张团结民主，抗战到底；以民主、科学为宗旨，发扬“五四”民主科学的精神，为实现人民民主与发展人民科学而奋斗，这个组织就是九三学社的前身。

1945年9月，正在重庆与国民党和平谈判的中共领袖毛泽东，于两次时间中，分别亲切接见了许德珩、劳君展和梁希、潘菽、金善宝、涂长望、干铎、谢立惠、李士豪等九三学社的创始人，给了他们巨大的鼓舞，这对九三学社的建立和未来的健康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九三学社的建立

1945年9月2日日本天皇和政府在投降书上签字，次日，投降书正式生效，于是，9月3日，这一天，就成为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纪念日。在这举世欢庆的一天中，“民主科学座谈会”召开了扩大座谈会。鉴于战后中国面临着“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决战，“座谈会”的同志们感到斗争的道路方长，而战后各自都要回到自己原来的地方去，有必要建立永久性的组织以加强联系，团结奋斗，决定扩大社员，建立组织，以九月三日这个日子命名。因为“抗战最久而受创最深之中国人民，对此伟大的民主胜利之九月三日，应谋发扬光大”，故称“九三座谈会”。

1946年1月10日至31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举行，“九三座谈会”与会前的1月6日举行会议，声援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各代表，并决定筹组九三学社，决定推举褚辅成、许德珩、张西曼等为筹组九三学社负责人。会上，对组织的名称也有过讨论，讨论的共识是，“九三”，是九月三日，是抗战胜利的日子，它体现了组织的政治性：“学社”，则带有明显的学术性，它有利于团结广大知识分子。

在积极参加“两个中国之命运”的激烈论战和反对内战的斗争中，经过4个多月的积极筹备，“九三学社筹备组”选择1946年5月4日这一天，在重庆正式召开了九三学社的成立大会。                                                                                                                                                                                                                                                                                                                                                                                                                                                                                                    

成立大会上通过的几个文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当日就在《新华日报》上全文刊登的《成立宣言》和《基本主张》。

九三学社成立宣言

本学社发起于日寇败降，国际的民主胜利，与世界的和平奠基之日。百年以来，中国人民外受帝国主义者之压迫，内遭军阀、官僚、买办之罪恶的统治，于其身政治之改革，科学与工业之建树，亦皆濒阻碍，成效未彰。今抗战已获胜利，自应迈进于和平建设之途，然环顾国内，其纷乱舛错之状况，实有令人不胜其忧惧者。，同人等

服务文化、教育、经济各界，在本学社筹备期间，对于国事，虽贡其一得之愚，谅为世所共见，兹当成立伊始，愿发数言，为国人告。

一、中国今日，舍和平团结，实无救济之策，而和平团结之能实现与否，端赖民主宪政之实施，故政治的民主与宪政之实施，实为救国要着，本学社同人，愿在自己岗位上，作此种问题之努力，促其实现。

二、中国虽号称民主国家，而人民长期慑伏于封建暴力，基本自由，从无保障，科学之进步与人权之发展，更无可期！如何生存于此科学昌明之人权世界？故联合国内外民主力量，争取人民基本自由之保障，实属刻不容缓。

三、国父孙中山先生临终遗言，谆谆以“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为嘱。今日的民主盟邦，均为吾人之友好，故于外交政策，自应本独立自主的精神，谋平衡的发展，于美英苏联诸国，自不应畸重畸轻，有所偏倚，俾国家新的建设，能在和平友好盟邦助力之下，迅速完成。今日适为“五四运动”二十八周年纪念日，“五四”所号召于国人者，为科学与民主，今时间过去虽已二十余年，而民主与科学之要求实较前迫切，本社同人，即本“五四”的精神，为民主与科学之实现而努力，始终不懈，谨此宣言。

基本主张

一、促进民主政治之实现，争取人民之基本自由。

二、从政治的民主化，谋军队的国家化，反对属于党派或私人的武力，根绝内战。

三、肃清贪污，反对官僚政治。

四、从速完成国家工业化，农业现代化，改善农民生活及农村佃租关系。

五、建立以民主为主的经济制度，反对官僚买办资本及一切为私人或派系谋利益的经济关系。
　　六、学术思想之绝对自由，奖励科学研究，根绝党化教育及思想统治。

七、积极的普及国民教育，扫除文盲，提高人民文化水准，反对封建迷信与复古运动。

八、加强同盟国家之团结与合作，促进世界和平。

　　　　　　　　　　　　　（摘自《九三学社简史》）

从九三学社成立时的组织和发表的一系列主张，以及其成立前后对当时中国的政治问题的态度与实际行动来看，九三学社坚持“五四”运动为民主与科学而奋斗精神，是同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最低纲领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同中国共产党在战后提出的“和平，民主，团结，建国”方针的精神是一致的。九三学社作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汇入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浩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浪潮中了。

鉴于当时国内严峻的形势，九三学社于1946年5月12日召开了第一次理监事联席会议，会议在税西恒的主持下，讨论了时局与任务，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总部于京沪区，于重庆、武汉、成都、昆明、香港、广州、北平、天津、上海、英国伦敦等地建立分社，公推褚辅成、许德珩、税西恒、张雪岩、潘菽为常务理事；梁希、卢于道、黎锦熙为常务监事。

二、要求立即停止东北及其他各地的内战，取消党化教育，停止党团及党团学校经费开支，切实采取彻底改善全国一切公私立小中大学教员物质生活及精神生活之有效办法。

会议还决定：（1）根据本社宗旨，进行具体工作；（2）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反对美蒋挑起国共战争；（3）要求国民党政府履行“双十协定”、 “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早日成立民主联合政府；（4）反对美蒋片面召开国民大会，要求国共及第三方面按照政协协议召开真正能够代表人民意志的国民大会，颁布民主宪法，建立民主共和国；（5）协同各民主党派、各民主人民团体，一致拥护毛泽东和共产党继续与国民党政府谈判；（6）九三学社总部在中共代表团留驻重庆期间设在重庆，将来设在南京、上海或北平，视中共代表团所在地而定；（7）九三学社总社设常务理事会和常务监事会，由理监事联席会议集体领导。

这次会议，对九三学社以后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反内战、争民主，为和平而斗争中的九三学社

一、九三学社在民主运动中所起的重大作用

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国共谈判与旧政协期间，九三学社的前身九三座谈会和九三学社筹备会，同中国共产党密切联系，亲密合作，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内战与独裁政策，为国内和平民主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在国民党反动派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悍然撕毁“政协协议”发动全国内战的时期，九三学社坚决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不承认国民党反动派召开的为国大和所制定的伪宪法，积极参加了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在人民解放战争转入战略反攻并且取得节节胜利的形式下，分布在全国各地的九三学社的社员不顾国统区的白色恐怖和镇压与迫害，联合当地民主势力，共同为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而英勇斗争。

九三学社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有着自己的特点，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你们都是有影响的代表性人物，经常在报上发表文章也起很大的作用。”

二、围绕政治协商会议的斗争

政协协议墨迹未干，蒋介石于3月1日至17日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就公开号召破坏政协协议，说应“就其荦荦大端，妥筹补救”。全会通过了推翻政协宪草中各项民主原则的决议及其他多项反共决议。因此，在当时，对政协会议及政协协议的态度，是衡量一个团体进步性的重要标志。当时九三学社正在筹备之中，九三学社筹备会为促成政协会议的召开、拥护和支持政协协议，做了积极的努力。

在政协会议召开期间，九三学社筹备会于1946年1月18日发表了对政治协商会议之意见，表达了对政协会议的声援并提出积极的建议。九三学社筹备会认为：

政治协商会议开会已历多日。……与会诸君子为各党派及社会贤达之士，对当前国事自能以国利民福为依归，不斤斤于一党一派之私，凡有关于和平团结民主统一诸大问题，当能以和谐互让之精神，公正互尊之态度，求得合理之解决，迅速而诚实的置于实施，以符全国人民之望。盖今日之会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因成则国家即可入于和平统一富强康乐之途，败则混乱分离，不堪设想。

为了不让国民党专制政权置国家于万劫不复之境。九三学社筹备会呼吁：

    一、开放政权问题：……政府自不必固执以往法统之成见，应从速开放中央及地方政权，使全国人才，参加各级政治机关，刷新政治，以新中外人民耳目。

二、关于民主与自由权利问题：本月十日第一次大会政府宣言决定实施事项中有“（1）人民享有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2）司法与警察以外的机关，不得拘捕、审讯及处罚人民。（3）各政党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并得法律范围以内公开活动”。现为时已久，应请从速实践。今后关于民主与自由权利问题，在宪法未公布前，自当本此宣言遵守勿渝，实施勿懈。若有与此宣言抵触或不遵守之行为，不论何人皆当依法惩处。

三、切实执行停止军事冲突之命令：停战令下，至今多日，各方仍有军事冲突，……即应将此种违反命令之行为，报告有关当局．严加制止，并予处罚，同时公诸社会，以求舆论之制裁。

    四、关于整军问题：根绝内战为全国人民一致之要求，然欲达此目的．端在大量裁兵。……因兵多易肇战争，且就现在国家经济力量．实无力供养，同时在国际和平现阶段中，亦无多兵之必要。今日之计：应将占国家预算百分之四十七之军费节出，办理教育实业，以改善民生。盖今日除弊实重于兴利，故裁兵实为要着。我们更主张以政管军，不要以军干政，以达到军队国家化之目的。

    五、保甲制度与地方自治问题：……现在县的基层政治机构为保甲，但是保甲并非由普选产生，更谈不到由下而上，他是封建的不民主的根苗，也是贪污的渊薮。故要推行地方自治，使其民主化，就要废除保甲制度。

六，关于国民大会问题：以普选为原则召开国民大会，自是人民公意，亦同人等之主张，……望顾全事实，求得公正合理之解决，以副民望。

    此外，九三学社筹备会认为以下建议，不必多所讨论即可立即施行：

    七、立即释放除汉奸以外之一切政治犯。

    八、严惩贪污，以儆官邪。

    九、优待荣军及抗属，改善公教人员待遇，抚辑流亡，安定民生。

1946年2月10日，国民党反动派指使特务暴徒在重庆捣毁了各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殴伤大会主席郭沫若、李公朴及新闻记者等60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较场口事件”。九三学社筹备会负责人许德珩立即赶赴医院慰问，并于1946年2月14日对“较场口流血惨案”向新闻记者发表谈话，在谈话中，许德珩呼吁：

政治协商会议之成功，中外舆论无不赞扬，不幸少数无知之徒，不明乎此，想用野蛮方法加以破坏，……国民党与国民政府应自动负起责任来，查明事实真相，追究惩处，以维法纪。全国民主人士应加紧团结起来，加强自己的力量，并督促与协助政府镇压此种反动阴谋，以免星火燎原，蔓延全国。

此外，他还就此事件，申明了九三学社的态度，以及对于本案的处理意见：

（1）追究凶徒与主使者，予以处分；（2）负陪都治安之责者，应负法律责任；（3）对被暴徒殴伤者应予以相当赔偿；（4）由国民政府通令全国，保障各地方集会自由，切实执行蒋介石在政治协商会议开幕时，曾亲口作的所谓保障人民权利的四项诺言，即：(一)保障人民自由；(二)保障各党派合法地位；(三)实行普选；(四)释放政治犯。

三、围绕伪国大的斗争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当局撕毁国共两党共同签订的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以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的军事进攻，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占领了解放区100余座城市。国民党当局在1946年10月11日占领张家口的当天下午，就急急忙忙地下令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并单方面指定出席国民大会的增补代表名额。根据政协协议，国民大会应由各党派的联合政府召集，增加代表名额，也应由联合政府协商。因此，这次由国民党一手操纵召开的国民大会，是违反政协协议的，受到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强烈反对，并拒绝出席。追随国民党反动派参加伪国大的只有青年党和民社党两个小党派。这个一党包办的“国大”于11月15日至12月25日举行，制定了《中华民国宪法》。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均严正声明不承认国民党背叛政协协议而召开的“国大”和它所通过的“宪法”，使蒋介石在政治上陷于极端的孤立。1946年11月10日，包括九三学社在内的重庆二十一个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联合发出呼吁书，呼吁全民制止伪国大。

在《新华日报》上刊载的一份名为《我们对于召开国民大会的意见》的联合声明中，九三学社以及另外二十个民主党派与人民团体一致主张：

(一)在召开国大以前，国共两党共同协商，订定两军接触处隔离办法，实行无保留的全面停战，建立召开国大所需要的全国和平团结的基础。(二)恢复政治协商会议或政协综合小组会议，进行改组国府委员会及行政院，以便召开国大会议。(三)恢复政协宪草审议委员会工作，拟定宪草提送国大会议。

如何召开国大制定宪法，事关国家百年之大计，尤关国家之团结和平与其内战分裂，尚望全国同胞，共起图之。

1946年11月13日，《新华日报》记者在当时的北平采访国大代表周炳琳、许德珩二教授时，彼时担任北大教授的许德珩同志向记者发表了对时局的观感：

此次国大断然召开，政局前途不堪想象，是以深感个人责任之大，故若非各方协商一致参加，渠个人不拟赴京，月来此间各方人士均为政局焦灼万分，咸以国大之如何召开，为国计民生祸福安危之关键。渠等力主各方应于此时作严正表示，以对国事前途判明责任。

国民党当局单方面召开的国民代表大会，在全国人民反对和唾骂声中，于1946年12月25日在南京闭幕，并公布了所谓“宪法草案”。这个“宪法草案”是以1936年的“五五宪草”为基础修改而成的，其内容完全是为维护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服务。这个宪法草案完全违背了政协会议关于新宪法应由政协宪草审议委员会起草的原则。为此，九三学社同在沪的11个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也发表了声明，表示坚决的反对,与此同时，声明中还坚决地主张：

立即停止战争，恢复和平，根据政协决议的精神和原则，重新召开政协会议，成立真正民主统一的联合政府，制定新选举法，实行全国普选，选出真正的国民代表，召开和平团结的国民大会，制定真正民主的宪法，以作全国人民及政府共同遵守的准绳，只有这样，才能解决当前中国问题。

四、反内战斗争

1947年2月底，由于国共谈判完全破裂，人民对和平失去了希望，再加上国统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各地罢课、罢教、罢工风起云涌，抢米风潮此起彼伏。于是，中共中央发出了《在北区对国民党的对策》的指示，提出“力求从为生存而斗争的基础上，建立反卖国、反内战、反独裁于凡特务恐怖的广大阵线。”在正确方针的指引下，国统区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扩大到60多个大中城市，形成了人民大革命的第二条战线。

九三学社在这些斗争中，也积极参与，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这一阶段，九三学社发表了一系列反独裁、反内战的宣言和意见。例如：《为国际民主胜利周年宣言》（即《反内战宣言》）、《对时局的六点意见》等。在中共的领导下，逐渐在国统区内形成了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冲击着摇摇欲坠的国民党反动统治。

九三学社总部迁往北平后的活动

一、挺身而出声援民盟

随着国统区民主运动的扩大和高涨，国民党当局用种种卑劣手段加紧残酷打击和迫害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10月27日，国民党政府内政部发言人发表了《国民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的通知，并宣布“今后各地治安机关，对于该盟及其分子一切活动，自应依据妨害国家总动员惩罚暂行条例及‘后方共产党处置办法’严加取缔”。九三学社社员于11月4日联合北平各校47名教授，在北平《新民报》发表看法，指出：“政府此举，旨在消灭民盟，且不论其直接效果如何，实对民主宪政的前途留下极恶劣的影响”。“今政府压迫民盟之举，实难免于‘顺我者生，逆我者死’之病”。“一不合作，遂谓之‘叛’，稍有批评，遂谓之‘乱’，又且从而‘戡’之，试问人民的权利何在?”最后要求政府“对于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一事，应重作决定”。同时，九三学社还在北平、上海两地，积极组织救助和掩护民盟成员。

二、三教授事件

1948年春，国民党政府为了挽救其行将灭亡的命运，便变本加厉地残害进步力量和镇压民主运动；另一方面，则玩弄掩饰颓局、欺骗人民的手段。3月29日，国民党当局在南京召开第二届“国民大会”（即所谓的“行宪国大”），希图以此来束缚人民革命的手脚，为了揭露“行宪国大”的反动本质，北平各大学和天津、南开5校进步师生，择同日在北大民主广场举行“纪念黄花岗烈士讲演大会”。国民党北平当局出动了铁甲车和军警特务5千余人将北大重重包围，摆出不惜血洗北大的姿态。在一触即发的紧张气氛下，九三学社许德珩、袁翰青、樊弘三教授，抱着永诀家人，舍生取义的牺牲精神，应邀到会讲演。当时的情况，1948年4月l0日出版的《观察》杂志第四卷第七期对此作了实况报道：

观察北平通讯：“这是个恐怖和猜疑的时代，‘五四’犯了忌讳，青年节的头衔便转到了‘三·二九’的头上去了。现在‘三·二九’也成了一个恐怖的日子，北平市党政当局虽然大吹大擂要扩大庆祝这革命的纪念日，但他们自己的注意力却集中北大几千学生身上。

    “在这种情绪之下，众料在第二天的纪念会人数一定更多，因为在这庄严的纪念会中，有北大许德珩、袁翰青、樊弘，燕京张东荪，清华张奚若、吴晗诸教授的讲演，讲的又都是大家所苦闷的问题，大家正好从这里找到一个方向。可是二十九日一清早，北大周围的交通就断绝了，许多来北大的人都被阻住。北大是在重重的包围中，沙滩的交通口都挤满了警察。九时许，还有大队的徒手警察绕着北大在游行，游行后又在北大周围的墙脚下停下来。据估计，这天出动的人员在二、三千以上，比‘六·二’时还要多。然而，学生们并不紧张，因为他们本来没有打算做什么。不过他们却在担心这天下午的纪念会是不是会流产，他们担心教授们是不是能够来，开会时会不会发生事故。下午，教授们除燕京、清华的三位因病不能出席外，北大的三位都赶来了。

    “2时许，在千余青年的切盼下，讲演开始。许德珩先生首先讲《黄花岗起义与中国的社会政治》。他说明黄花岗起义的成功处，是这一群下层知识分子认清了当 时的局势非革命不可，不怕一切‘匪’、‘盗’的污蔑，当时孙中山先生就被称为‘江洋大盗’。但是，在政治上却失败了。一、这个革命运动是知识分子的革命，没有深入到中国广大工农群众中去，结果旧政权倒了，旧官僚却借着新政权还魂。二、平均地权没有实现，官僚资本反而抬头。许先生并强调：‘谁能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谁便成功。’三、民主政治没有实施。未了，许先生说：‘今天新中国的青年，要学习黄花岗烈士的精神，全心全意为中国的苦难大众献身，不要自豪，不要彷徨在空中。今天我们不怕被人叫做‘匪’，叫做‘盗’，不怕一切无耻的污蔑，勇往直前，才对得起先烈。

“袁翰青先生指出中国知识青年只有一条路，就是：‘要永远贡献你的一生，拿出所有的力量为中国苦难的人民去服务。’他给青年拟了一个誓词，就是：‘我，知识分子，认清了知识分子应走的道路，绝不为自己的利益而背叛了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坚决为中国人民的利益而奋斗，为新的中国而努力。’樊弘先生的题目是《两条路》。”

    “讲演完毕后，场中掌声如雷，一个同学出来说：‘三位教授是我们的好榜样，我们对他们应当有所表示，我提议大家列队欢送他们出校门。’话毕，全场欢呼响应，一列壮大的队伍立刻自动地排起来了。三位教授踏着坚实的步子向前迈进，同学们的歌声响彻云霄，只觉得满场洋溢着热情与生力。一个多么伟大的场面！外国记者们庄重地收入了他们的镜头。’

三教授的演讲旗帜鲜明，正气凛然，有力地揭露了国民党当权者搞“行宪国大”的反动本质，反映了九三学社在国共两党斗争中一贯坚持的原则和立场。

响应中共“五一” 号召和参加新政协

一、响应中共“五一”号召

1947年下半年，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国民党在军事上节节溃败，政治上四分五裂，经济上陷于崩溃；另一方面，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且不断取得胜利，国统区爱国民主运动蓬勃发展。所有这一切，都标志着新的革命高潮在全国范围已经到来。

1947年10月10日，中国共产党就通过《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向全国人民发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号召，并提出了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简称“五一”号召)。其第五项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5月2日，中共中央致电上海局，准备邀请各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的代表来解放区商讨：“(甲)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并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乙)关于在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及蒋介石卖国政府的斗争中，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合作及纲领政策问题。”’并开列了一批拟邀请来解放区商讨召开新政协的民主人士名单。

5月7日，中共中央又致电上海局及香港分局——“和各真诚反美反蒋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社会知名人士交换意见”。当时，九三学社总部因在远离国民党统治中心的北平，仍然坚持在国统区的北方坚持民主运动。包括九三学社在内的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获悉中共中央“五一”号召后，异常振奋。

“五一”号召，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向全国人民提出的彻底摧毁国民党政权、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真正民主的联合政府新政权的行动纲领。中共的“五一”号召，极大地鼓舞了艰苦斗争中的各民主党派，他们纷纷发表通电、宣言、声明，热烈响应，形成了从1948年春到1948年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政协运动。中共的“五一”号召和新政协运动，指明了民主党派向着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胜利前进的具体道路。

九三学社公开响应“五一”号召较晚，这是因为当时九三学社总社在国统区的北平，正如周恩来所说：“还不便以团体的面目出现”；党“还希望那个团体在地下工作上有所作为”。“九三学社的领导人物跟北平的地下工作同志是有联系的，曾经掩护过很多的民主运动，当时我们还是期待着这个组织在北平继续进行工作，因为当时北平还没有解放。”因此，九三学社直到北平和平解放前夕，于1949年1月26日才公开在北平《新民报》发表《拥护中共“五一”号召暨毛泽东八项主张的宣言》，指出：“中共中央建议召开无反动派参加之新政治协商会议，解决国是”，“同人等认为惟有循此途径，始可导中国于民主、自由、富强、康乐之境，愿共同努力，以求实现”。

二、迎接北平和平解放

   整个解放战争时期，九三学社均赞同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政治主张，并与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积极参加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民主运动，为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而斗争。 北平临近解放前夕，九三学社配合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做了一些促进北平和平解放和保护学校、保护文化古都、迎接解放的工作。傅作义先生的挚友——“剿总”副司令邓宝珊将军与九三学社许多社员有深厚友谊，傅作义的女儿是北大学生，是共产党员，与九三学社许多社员有师生之谊。九三学社通过这些关系，配合中共北平地下党，做傅作义的工作。1949年1月16日，傅作义宴请诸教授，商谈和平解放问题时，邀请了10名教授，其中有4名是九三学社社员，他们是袁翰青、杨人、王铁崖、黄国璋。

    北平和平解放后的1949年1月27日，许德珩、张奚若等在徐冰指示下，约请北大、清华著名教授开茶话会，请董必武讲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安定人心，促进搞好大学的积极性。

    1月26日，九三学社负责人许德珩及樊弘、袁翰青、薛愚、劳君展、黄国璋、俞平伯、方亮、鲁宝重、楼邦彦、王心正、孟昭威等，以北平文化界民主人士名义发表了《拥护毛主席八项主张》，同日，又以九三学社名义发表宣言。

    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北平宣告和平解放。2月3日，人民解放军举行进驻北平入城式，许德珩、劳君展等九三学社的同志被邀请在前门箭楼上，同北平各界人民一起热烈迎接人民子弟兵。3月25日，许德珩、劳君展以及其他民主人士在西苑机场热烈欢迎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到达北平。事前，徐冰约许德珩、劳君展到东交民巷六国饭店集合，集合后有人宣布今天毛主席和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到北平，许德珩、劳君展同乘一辆汽车去西苑机场。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下飞机后即举行阅兵式。迎接后回北京饭店用餐。回到家，许德珩又接到通知，毛主席于当晚约许德珩、张奚若、张东荪、吴晗、谭平山等到颐和园乐寿堂吃饭，并约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江庸、任鸿隽等商讨和谈问题。在乐寿堂吃饭时，许德珩被安排同周恩来、郭沫若同桌。周恩来在吃饭时对许德珩说：这几年你辛苦了，一别两年多，你所做的事我们都知道。周恩来的话使许德珩感到莫大的激励和鼓舞。晚饭后，即开始座谈，一直谈到次日清晨。

毛泽东进北平之后，九三学社社员汤藻真，以毛泽东同乡及毛泽东少年时同窗好友的身分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毛泽东收信后非常高兴，当即打电话给当时已是北京 师范大学代理校长的汤藻真。当毛泽东得知在长沙读书时的老师黎锦熙、同乡同学黄国璋都在北京师范大学工作，高兴地立即驱车去和平门内师范大学教工宿舍看望大家。交谈中，得知黎锦熙、黄国璋、汤藻真都是九三学社社员，毛泽东便让工作人员从西单莱馆要了两桌酒席，宴请了在师范大学工作的九三学社社员，成为在九三学社流传的一段佳话。   

三、光荣参加新政协

    1948年秋，解放战争进入到了最后的战略决战阶段，并陆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8月1日，毛主席复电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及民主人士，对各民主党派响应“五一”号召表示“极为钦佩”，并指出：“现在革命形势日益开展”，召开新政协条件业已成熟，因此，“关于召集此项会议的时机、地点、何人召集、参加会议者的范围以及会议应讨论的问题等项，希由诸先生及全国各界民主人士共同研讨，并以见见示，曷胜感荷。”从1948年秋到1949年3月，由中共中央直接部署，由周恩来亲自指挥，中共华南局和香港工委负责人通过南北两线，分6批，将在南方国统区及香港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及民主人士的代表接送到解放区。冒着敌人的白色恐怖和军事封锁，冲破重重艰难险阻，情景十分惊险。1949年3月，接送工作基本完成，其中被接送至解放区的九三社员计有卢于道、储安平、梁希、潘菽、涂长望等。各民主党派及民主人士经过在解放区参观、学习和了解研究中共各项方针政策后，于1949年2、3月间，陆续会聚于北京。

    1949年6月15日至19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开幕，许德珩参加了会议，并担任了筹备会常委会下设的6个工作小组第三组(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副组长。6月19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最后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九三学社被正式确认为中国民主党派，并成为参加新政协的45个单位之一。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胜利召开，九三学社的代表有许德珩、潘菽、黎锦熙、袁翰青、吴藻溪、薛愚，叶丁易为候补代表；潘菽因出访苏联，没有出席会议。以其他各界代表身份出席会议的九三学社社员还有：梁希、严济慈、涂长望、储安平、孙荪荃、樊弘、张雪岩、卢于道等。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盛会。九三学社首席代表许德珩在大会发言指出：各个不同革命历史时期和各个不同方面的代表们“都抱着扬弃旧中国，建立新中国的同一心情，很自由的、民主的、融融合合的、空前未有的团聚起来，也是空前未有的团结起来，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有了这种团结，就一定能够将革命进行到底，建设起新中国。

在招待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代表的盛大宴会上，中共毛泽东主席频频举杯，谈笑风生，他指出： “我们这一桌什么人都到齐了。有无产阶级李立三，无党派人士、文学家郭沫若，有民主教授许德珩，有工商界前清翰林陈叔老，还有妇女界廖夫人和华侨老人陈嘉庚、司徒美堂……这是统一战线的胜利。”10月19日在中央人民政府举行的第三次会议上，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被任命担任各部门的领导工作。九三学社梁希被任命为林垦部部长；许德珩被任命为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是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提名的，当周总理宣布国家政权的组织机构时，宣布梁希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林垦部部长。梁希很不安，递了个条子给总理，纸条上写道：“吾年近70，才力不堪胜任，仍以回南京教书为宜。”周总理立即回复一纸条，写道：“为人民服务，当仁不让。”散会后，周总理来到梁希的身边，期待的目光注视着梁希，梁希坚定地说：“为人民服务，万死不辞！”

1949年10月1日，许德珩、梁希等九三学社社员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了开国大典。梁希感慨地对同登天安门城楼的蔡邦华教授说：“今天的北平历尽金、元、明、清等朝代，至少经历了七百多年的艰苦岁月。没想到我们两个穷教授会穿上毛主席送给的新呢制服，能站在天安门上庆祝新中国的开国大典，多么幸福呀!”

人民政协是我国的一个创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大特点。它虽然沿用了旧政协的名称，但与旧政协在组织上和性质上是根本不同的。旧政协1946年1月在重庆召开是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之下，中国共产党及其他民主力量向国民党进行争取和平民主斗争的产物，它是由国民党召集的一次临时性的会议。在国民党全面发动内战和召开伪国大之后，旧政协也就告终了。旧政协会议的名称已为人们所熟悉，所以中国共产党在1948年的“五一口号”中提出了这个名称，并给它赋于了新的内容，即它是没有反动派参加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共同协商国家大事，完成建国使命的大会。参加新政协，标志着九三学社作为一个民主党派，它的革命历史被社会所公认；使九三学社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的一个组成部分；给九三学社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可靠的政治保障。

为建设新中国而不断贡献着的九三学社

新中国成立后，九三学社一些社员担任了国家政权机构的领导职务，广大社员都有了自己的工作岗位，获得了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这时，有些同志认为民主党派“任务已尽”、“组织可有可无”了，主张解散组织。适值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毛泽东主席正在苏联访问，沈钧儒先生领导的救国会宣布解散了，九三学社也在酝酿解散。毛主席回国后得知救国会解散了，深表惋惜并立即派中央领导同志转达他不同意九三学社解散的意见。九三学社作郑重研究，并经过各方面多次商议，决定九三学社继续存在下去。

1950年3月  九三学社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恢复成立了中央理事会，许德珩任主席，梁希任副主席。新的中央理事会在九三学社恢复工作，整理内部，健全机构和发展社员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关怀帮助下，九三学社就这样遂得以保留下来，并得到发展和壮大。

1950年12月1日至5日  九三学社召开第一次全国工作会议。主要议题是抗美援朝和加强统一战线工作。中共中央统战部李维汉部长两次到会并讲话。九三学社各部、会作了工作报告。大会通过了《本社当前任务和工作》、《本社组织的巩固与发展》两个决议。大会明确了九三学社是新民主主义政党的性质，宣布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人民政协《共同纲领》为自己的纲领，参加各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为完成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建设而奋斗。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二届中央理事会，许德珩任主席，梁希任副主席。会议决定创刊《九三社讯》为社的机关刊物。

得以继续保留下来的九三学社，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作为自己的政治纲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中重大问题的协商，组织社员参加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为发展科学技术、教育和医药卫生等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九三学社进一步明确了自己的性质、地位和作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认真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职能，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半个多世纪以来，九三学社弘扬民主与科学精神，形成了坚持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坚持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坚持加强自身建设、不断进步的优良传统。

改革开放以来，九三学社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上来，不断开拓新局面。九三学社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执行，认真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职责。九三学社充分发挥人才和智力优势，就实施科教兴国、可持续发展战略，依法治国方略和科技、教育、经济、文化等重大课题进行调研，向中共中央领导同志提出了《关于建立长江上游生态保护和资源开发区的建议》、《大西南连片贫困岩溶地区脱贫与振兴经济建设的建议》和关于建设好延安革命纪念地、建立“农业建设专项基金”等建议，向中共中央和政府先后提出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生态保护和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实行产业化经营、大力推进中西部农村经济的发展、环境保护、实施人才战略、西部大开发、自主技术创新、三农问题等方面的多项重要建议，受到中共和国家有关方面的重视；面向社会，积极开展科教服务、支边扶贫活动，以“九广”（九三学社四川省委与四川广元市）、“九临”（九三学社山西省委与山西临汾市）、“九通”（九三学社内蒙古区委与内蒙古通辽市）三个科教合作区为重点，为老、少、边、贫地区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多渠道、多层次开展海外联络工作，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服务；努力参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为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贡献力量。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九三学社作为参政党，在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等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九三学社努力学习科学发展观，全面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团结带领广大社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奋发有为，开拓创新，与时俱进的精神，把九三学社建设成为适应新世纪要求的参政党，为实现我国在新世纪的宏伟目标不懈奋斗。

随着工作的进展，九三学社组织也有了很大发展。目前除台湾、西藏外，九三学社在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268个市（县）建立了委员会或筹委会。现有社员8万8千人，其中具有高级职称者占60%。在九三学社的社员中，有104位全国政协委员，70位全国人大代表，有19人任省级政协副主席，4人任省级人大常委会副主任，4人在政府任副省长或直辖市副市长。九三学社先后拥有150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与中国工程院院士，许多人为中国科技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九三学社社员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陈芳允、程开甲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王选、黄昆荣获200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九三学社中央历任主席为许德珩、周培源、吴阶平。现任主席韩启德。

九三学社中央主办的刊物有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民主与科学》和在社内发行的《九三中央社讯》，设有学苑出版社、学苑音像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