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芮 柏 今年是九三学社建社60周年，也是九三学社宜昌建组20周年。为了更好的发扬我社“民主与科学”两面旗帜，很有必要回顾、总结一下我们宜昌九三学社组织20年来，在中共宜昌市委（前期含中共宜昌地委）和社省委（前期为武汉分社、社省筹）的正确领导下所经历的风风雨雨；通过对历史的追溯，以便我们今后更好发挥参政党职能，更好地为祖国现代化建设，为使我国尽快进入小康社会多作贡献。 目前，宜昌九三学社组织已拥有100多名社员。可是，在1984年前，我们宜昌尚无九三学社社员。宜昌最早是在1984年5月7日芮柏同志被批准加入九三学社，并被编在九三学社武汉分社直属小组参加组织活动，才开始出现九三学社社员的。我现就九三学社宜昌基层组织初期至1992年成立九三学社宜昌市支社委员会期间的一些基本情况叙述如下。 一、初识九三 我为什么要选择参加九三学社。真是一言难尽，说来话长，说实在的，我真不愿去回忆勾起那些辛酸的过去。 原本，我的家庭出生应该是革命家庭。父亲逝世后，由于家乡对离休干部进一步的重新登记和清查，2004年上半年，我大弟弟（农村村干部）来电话告知，父亲的离休待遇问题已落实，离休干部的住房补贴等已兑现。这些，事实上早都在意料之中。因为，我自从懂事、能记事起，清清楚楚地记得在解放战争等期间，为了保护地下党员，我家的小屋檐阁楼，经常成了地下党员躲避敌人抓捕的藏身之地。或许由于历史的曲解、误会和戏弄，解放初期土改，土改干部要我父亲意思意思，父亲是个老实人，不懂,更不会这一套。当时，我家仅有2亩来地，结果，硬是把我母亲划成地主婆。我父亲因是教师，自由职业，才免去了这一劫难（解放初期，我们老家区、乡主要的一些小学校长都是由我父亲推荐介绍录用的）。这样一来，我们兄弟姐妹四人都成了地主兔嵬子。在这种身份的阴影笼罩下，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的前途受到了极大的影响。我要不是学习成绩十分优异的话，也早被村当时掌权的干部们用行政手段从南京大学弄回农村劳改了。在文化大革命中，我那在农村的“地主婆”老母亲，曾经被捆绑起来，吊到屋樑上架飞机挨批斗，一个农村妇女哪能受得了那种非人的刺激和耻辱，结果，精神错乱失常，经一番医治清醒一些后，于1966年秋冬自缢身亡。往事不堪回首，又不想回首，实在太心酸了。 说来话长，我，确切地可以说是一个爱上进的人；年轻时，何尝不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然而，在那样的年代和社会背景下，剥削阶级的子女，要想入党是几乎不太可能的事。我天性爱上进，入不了党，但是，可以参加其他合法组织。我始终有着这样一种或许是极不正确的认识，人往往具有惰性，只有在组织的监督和帮助下，进步才会更大和更快些。早在1958年念大学时，由于勤工俭学，有幸成为九三学社社员、中科院院士（原南京大学代校长）、大地构造学家郭令智教授的学生。郭先生虚心好学，平易近人，对业务技术精益求精等等优秀品德深深地吸引并激励着我后来的学习和工作。现在想起来都还历历在目，这也许是我与九三学社结缘的开始。 真正打动我寻求参加九三学社组织是在1983年秋。当时，身带重病（冠心病，自己强烈要求出院，地区医院在出院书上是这样写的：因工作关系，本人要求出院。大夫并未说同意出院，反而警告我说：在院外随时都有生命的可能）出差广东开展郯庐断裂南延研究，途经广东佛山市，应同行刘金晶同志的邀请，实实在在地参加了她所领导的九三学社佛山市支社组织活动。九三学社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以及组织内部人与人之间的那种亲密融洽关系，深深地打动和感动了我。从那时起，才开始实质性地想争取成为一名九三学社社员。尽管这之前，我单位有其他民主党派组织，他们都希望我成为他们的成员，不过，我均婉言谢绝了他们的好意。 二、入社的简要经过及其他 1984年的春节期间回江苏老家探亲，其主要目的之一，是想回家后去到当时九三学社中央主席周培源老家周铁桥（距我老家仅10来里路）对周主席的一生作个较详细的了解。如愿春节期间，在我父亲的带领下，去了周铁桥，对周主席的方方面面作了一个了解，周主席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以及他在学术上的高深造诣打动了我立志参加九三学社的信心和决心，并暗自立志如能参加九三后，一定要为九三争气争光。春节假期结束返所回宜后，我立即给九三学社周培源主席和中央常委黄汲清院士（与我同为构造专业，可与李四光教授齐名的大地构造学家）发去了一封希望加入九三学社情况的信。 不久，九三学社中央组织部便给我寄来了入社登记表，并要我按要求填写好后，寄到北京黄汲清院士处，由他签署介绍入社意见。并要求我与九三学社武汉分社联系，并履行入社手续。在接到社中央组织部信后，也接到了武汉分社给我的信。 由于我在入社登记表的学术成果栏，当时未填写，黄老院士在签署好入社介绍人意见后，又将入社登记表寄给了我，在其中，夹了一个小纸条，说：学术成就是九三学社的特色，要我一定要好好填写；填好后，可直接寄武汉分社办理入社手续。这对我思想的影响极大，也即是说作为九三学社社员，在学业上一定要有较好的造就。我的一项科研成果（《中国东部濒太平洋构造域的基本特征及其成因初探》，已收进中国地科院建院30周年论文集之中）在我国大地构造学说上，自成一派，对我国东部及其鄰区大地构造格局的成因机制提出了一种新的思路和见解。另外，在对洲际郯庐断裂的研究，也独树一帜，自成一体。在构造与成矿作用关系方面，也提出了构造层次控矿定位规律，这一成果，至今10多年来，在国际上仍然处于领先水平。上世纪90年代对南岭造山带的研究，认为该带具备成生产出金刚石及其母岩必要的物质来源和构造、温、压等物化条件，这一认识与前人，特别是与研究金刚石产出的专业专家们的认识完全不同，从而为后来在贵州及其该地带东延的闽浙地区找到金刚石提供了理论依据。退休后，又自发的开展人体与生命科学研究，已有一些自己独到的新颖认识。所有这些学术成果的取得，与我争取做一个合格的九三学社社员的动机和人生目标是分不开的。 之后不久，我就收到了九三学社武汉分社寄来的入社批准通知书，编号为201，批准日期为1984年5月7日。从而成为了九三学社在宜昌的第一位社员，那时，我被编入九三学社武汉分社直属综合小组里参加组织生活。 三、九三学社在宜昌成立组织的前前后后 成为九三学社宜昌地区第一位正式社员后，我受分社专职秘书长陈文奎同志以及组织部的委托，按社章要求，开始了在宜昌发展社组织的工作。1985年3月，我向武汉分社组织部推荐、介绍发展了宜昌地矿所的涂绍雄工程师和葛水院的李宗华讲师加入了九三学社。此时，九三学社省委筹备组通知并要求我们在宜昌尽快成立九三学社基层组织。通过协商，我们在1985年5月成立了九三学社湖北省筹宜昌直属小组，由我任组长。从而，宜昌成为湖北省继武汉、黄石后，第三个拥有九三学社组织的地区。1985年至1986年初，发展了陶婉琴、周惠兰、吴德行和叶文津同志。至叶入社后，宜昌才正式有了第一名市属单位社员。为了尽快解决接受地方党组织领导，不久，芮即提出增补叶文津同志为九三宜昌小组副组长，并得到了社省委的批复。另外，我还决定较重大的社务都由组长联席扩大会议讨论决定，联席扩大会议社员主要由：小组长、副组长、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及社员较多单位一些必要社员组成。 由于当时大部分社员为部、中央在宜的一些单位，所以，在1992年地、市合并前，始终未能解决接受当地中共领导的组织挂靠工作。从而给我们宜昌社组织的社务工作和活动带来很多的不便。每次组织生活，由于我们一无资金，二无办公场所，只好由组长寻找或与相关社员及其单位组织协商，请他们支持解决来开展、进行组织活动的。这一时期，虽然苦了些，但大家的热情都很高，也较团结。每年过年过节，我都还要到每位社员家中走访走访，了解了解社情民意，直至宜昌支社委员会成立。由于葛水院和五O二所在市两头，在交通不很便利的当时，来回活动极不便，由于医专党办的关心、帮助和支持，基本上确定把组织活动地点固定在该校一会议室，后来的工作就开展得很顺利了。 四、为民分忧、为市建言 1985年下半年，我国全面开始了文革后的第一次工资改革，地质矿产系统，由于工作性质特殊而又艰苦，所以其套改标准可以不与地方相同而单列开展。工资问题又是一个涉及到每个职工切身利益的头等大事，解决不好，不利于安定团结。遗憾的是，在套改执行工程师标准，地矿系统为105元/月，远低于湖北省执行113元/月的地方标准。显然极不合情也不合理，群众意思极大。宜昌地矿所就有很多工程师找我反映这一情况，希望我通过民主党派的渠道向有关方面反映这种不合情又不合理的民意，以便妥善解决好这一问题。我也作了些必要的调查研究，更何况反映社情民意也是我们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重要职能之一。我即以九三学社宜昌基层组织负责人的身份写了一份反映这一问题社情民意的中肯材料，请求社省筹领导在双月对话会上提呈交给中共湖北省委领导能给以妥善合理解决。继后即接到湖北省委的批文，湖北地矿系统工程师的套改标准应全省统一为113元/月，从而为湖北地矿系统的工程师们的工改套改办了一件实事。由于民主党派办实事，事后，宜昌地矿所有不少同志均表示想参加九三学社。 1992年3月24日，宜昌召开了宜昌地、市合并小型座谈会。我应邀代表九三学社宜昌小组参加了这次座谈会。宜昌地、市的合并是宜昌全市人民一件头等重要的大事，中共宜昌新市委书记艾光忠同志作了题为《服务大三峡，建设新宜昌》的中心发言。在座谈会上，我代表九三学社宜昌小组也作了发言。主要讲了三方面的内容：其一，对宜昌地、市的合并，新市委的成立表示衷心的祝贺；其二，对我九三宜昌组织如何更好地接受中共宜昌市委的领导提了些实质性的意见，希望从速建立中共宜昌市委领导下的九三宜昌地方基层组织；其三，就三峡大坝开建前存在的一些重大地质问题，特别是我专业范围内的基础地质问题。 五、社务工作 通过多方努力，九三学社湖北省委员会终于于1986年6月在武钢第四招待所正式成立。九三学社宜昌小组的叶文津和芮柏两位同志作为宜昌社员代表参加了这一成立大会。芮柏同志并被大会选举为九三学社湖北省第一届委员会委员。 1987年秋，社省委以秘书长张泽湘、副秘书长陈文奎、组织部副部长董眉川和邓美蓉同志来宜检查视察社务工作。社省委领导同志一一登门看望了我们这些宜昌社员，使我们倍受感动。社省委领导这次来宜昌的主要任务，就是要与中共宜昌市委以及统战部协商，理顺我们九三学社宜昌小组的组织关系。由于当时中共宜昌市委主管这方面工作的万久才副书记不在宜，只与市统战部进行了一些接触，直至1992年地、市合并后，才真正得到了落实。 1990年春节期间来宜视察葛洲坝工程，不幸因病重而住进了葛洲坝中心医院的曹乐安同志是我们九三学社的老社员、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的水电工程专家（好像是当时长委的总工程师）。社省委得知曹老因病在宜住院后，电话通知我，要我会同张洪生同志代表社省委到医院看望、慰问曹老。长委党组织对九三学社组织如此关心曹老的行为，极为感动和满意，当天，就在长办系统发了报导。 六、中共宜昌统战部领导帮助我们发展组织 根据1983年底中共在京召集各民主党派就组织发展区界等有关问题的协商会议（据此形成了后来的14号和19号文）商定精神，我们九三学社可以在医卫口知识界中发展社员。 这种状况直至1988年夏秋之交，陈泽耀同志任中共宜昌市委统战部部长时，才得到了转变。陈部长曾主动帮助在我市寻找九三组织的原宜昌医专的贵立鳌同志铺路搭桥、穿针引线，使他实现了加入九三学社的梦想，同时，他又把张洪生以及葛洲坝三号船闸闸长刘美富同志的入社申请一并交给了我，我们抓住这一良机，为九三学社宜昌组织在医卫口的组织发展铺平了道路。 七、后语 1992年底正式选举成立了九三学社宜昌的基层组织——九三学社宜昌市支社委员会。张洪生任主委，叶文津、郭汉蕙任副主委。芮柏、江义炎任委员。 尽管我们九三学社在宜昌仅仅只行走了20年的道路，但她所经历过的风风雨雨确实不少。有的随着时日的流逝，逐渐模糊了；有的确实也记不清了。所以，今天我只好暂把仍能记忆住的、印象比较深的一些事叙录如上，其它的，以后如能再记起来了再予以补充。 我与九三学社的奇缘 贵立鳌 随着文革的结束，我个人也终于结束了几乎与外面隔绝了的七、八年的封闭生活状态。一次，我到武汉参加一次学术会议。会后，我在武汉工作的高中同学、同乡们请我聚一聚。我们在武汉有个同学联谊会，老同学们分散在各个大学里工作，这次来聚会的：有教育厅高教处的、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科院武汉分院、华中农业大学、江汉大学、武汉大学等等，他们都是处长、付校长、教研室主任、教授；此外，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都是清一色的中共党员。 席间，他们在问起这么些年来我的生活和遭遇时，不知是哪个同学问道：你现在是不是中共党员？我说：我是无党无派民主人士。于是，你一句，我一句，大家就向我建议啦，“老贵呀，依你个人的性格，对政治的关心和活动能力等等，我们建议你参加一个叫作九三学社的知识分子政党”。 他们为什么要从这个方面要关心我呢？原来我在高中时代就脱产从事过一段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工作，而他们其中的大部分人则是由我介绍入团的。如此一来，我就不得不在这里介绍一下我的简历了。 我出生在湖南省湘西的沅陵县，这是一个非常贫困、落后、土匪又多的山区县，我上小学那会儿，就碰了上抗日战争，头顶上几乎天天有日寇的飞机往下扔炸弹，当地难民很多，当时，国民党、土豪劣绅与土匪是一家，官匪简直就不分。我念小学、初中，均是在一个教会学校上的学，高中则是在在当地一个县立中学读的书。那时，我没有参加过基督教，我也没有参加过三青团。在我们班上除了有三青团员之外，还有国民党青年军复员军人，他们几乎全是“职业学生”。读高三时，有一次，同学们由我带头闹起学潮来了。当地的国民党政府非常惊心，因为当时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已处于风雨飘摇的解放前夜了，全城非常混乱，此时，学校无故要开除两位与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同学，我心想：他们一旦被开除，在高三又将怎么办呢？又加上当时政府与学校非常腐败，许多老师本身就是国民党的党棍、土豪劣绅，他们不学无术，又经常缺课，甚至有的老师将妓女都带到课堂上来了，早就偷偷接受过一些有关解放军宣传的同学们，这下一触即发，我当时是班长，这样我就带头组织罢课。某天，全校“降旗”时，我带着全班列队，当着全校同学的面列队走出学校，当时，就是军训教官也阻挡不住我们了，冲出校园大门的我和同学们，就走上街头到处贴标语，公开揭露学校的腐败。这一闹，就闹得满城风雨了，罢课时间持续将近半个多月。1940年代末，在内地一个边远的小县城，我所在的这个高中应当算是一个大学校了，这个县城另外还有男、女中学五、六个之多，万一都效仿我们闹了起来，那就真够当局难受得了。于是，他们便采取了分化、瓦解、恐吓的办法和手段。警备司令部派出一个高级参谋找我们学生代表谈判，并威胁我们，我们的态度非常强硬，立场坚定地要求当局：一、收回成命，不开除同学；二、赶走腐败老师；三、赶走军训教官（因为他们均是土匪）。最后，还是我们取得了这场斗争的胜利了。 1949年9月，第二野战军与第四野战军解放了沅陵城，迎来了解放的我们，马上就投入到了与南下工作团一起接管学校工作之中了，我当时在中共沆陵县委员会下属的青委会中脱产工作，工资是250斤大米，1950年初，我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开始从事于青年团的工作，先后担任过团小组长、支部委员、支部书记、总支委员、总支付书记，我们负责在几个学校建立青年团工作。在学校中又成了“学联”组织，在教师中成立“教联”组织，我又分别在中共县委湘西区工委领导下分别担任组织委员、副主任职务。后来我又被抽调进土改工作队下乡工作,在农村发展民兵，建立青年团组织，开展清匪、反霸运动。 1952年，我在考入湘雅医学院医疗系，从此结束了我第一阶段的工作经历。正是因为我在我的这一段人生中的经历中遇到了这些青年时代的同学，并且，他们中的大部分又是我亲手发展的团员，所以才有了上述那一次聚会和上述的那一个话题。 解放后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镇反，肃反，反右，四清、文革等，要参加民主党派，那不得不慎重其事，我首先了解九三学社是什么政党派别。于是，我阅读了许多介绍九三学社的书籍、杂志，从中了解到了九三学社在解放前与当时国民党斗争的情况。九三学社的发起人和早期的社员确实都是一些非常优秀的知识分子、科学家。通过这番阅读，我得出一个结论：九三学社，是一个跟着共产党一起为了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的非常纯洁的政治派别。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在哪里去找到九三学社的组织呢？宜昌市有没有九三学社分支组织呢？ 又是在武汉市工作的我的中共党员同学们给我帮的忙，他们通过自己所接触到的九三学社的教授们帮着介绍，使我找到了宜昌市九三学社的社员，并最终顺利地加入了九三学社。 当时，宜昌市九三学社社员很少，只有几个人，组织机构也只是一个小组。尽管人数远远和现在无法相比，但是，我们还是按照规定时间组织大家在一起学习、讨论、议论国家大事、社内事务。那时，我们要聚会，首先就碰到了一个问题，这就是没有办公与开会的地点，怎么办呢？于是便由我向当时的中共宜昌医专党委说明情况，并希望学校给我们提供会议场所。在宜昌医专，尽管只有我一个九三学社社员，但是，民盟、农工民主党的成员却很多。中共宜昌医专党委非常重视统战工作，每个月还给各民主党派及副高级职称以上的知识分子提供党内参考文件（简称内参），供他们阅读。正是因为这样，所以，他们就会不因为本校只有一个九三社员，而对我们的要求予以拒绝，相反，却是非常热情地全力支持了我们的活动，每次，我们的会议都能在校党办的会议室举行，校方还给我们提供了茶水。 当时的九三学社宜昌市组织的领导是原地矿部宜昌地质研究所的芮柏。虽然一无经费，二无开会场所，但大家还是活动得非常愉快。有时，大概因为我们的会议与学校的会议安排在同一时间，于是就难免发生了会议场地相冲突的矛盾，我记得有一次就遇到了这种尴尬的情况，大家就只好搬了凳子在宜昌医专的一颗大樟树下开了一次别开生面的会。后来，我们的一位待人接物很热情的社员，市建筑设计研究院的叶文津高级工程师，经常把他单位的办公室与他的家用来作为开会、过组织生活的地点。冬天天很冷时，他就慷慨地把自家的煤气贡献出来给大家取暖。 抗日战争时期，我还在上小学，日本飞机轰炸我们县很厉害，那时，小学生上学每人都从家里带一碗饭，一碰上空袭的警报声一拉，我们就自动放学去躲防空洞，并在洞子里吃午饭。没被炸死，家没有被烧，就自己回家。当时有位名叫张泽湘，课上得非常好的青年算术老师，经常带我们躲飞机。国难当头之时，能活下一命就很不容易了，每逢一放警报，就先跑人，不拿书包，为的是快跑！有次敌机轰炸了一整天，临近黄昏时分，警报解除后，我去取书包回家，见教室的门紧闭着，于是就开始爬窗户进教室，正在爬的过程中，就被正好在巡视学校的张泽湘老师看见了，他就问我为什么爬窗户，并且还打了我一竹鞭，后来的几十年里，师生俩再没谋过面了。待我参加九三学社后，从九三文件中发现湖北省九三学社省委的秘书长的名字正好也叫张泽湘，我猜想：此人该不会是我的小学老师吧？于是，我写了一封信寄到武昌，在信中，我说：抗日战争时，在沅陵县朝阳小学里，我有个老师叫张泽湘，你是不是我老师？很快就有回信来了，原来，他就是我40多年没见过面的小学老师张泽湘，如今，他已是华中师大的教授了。 九三学社的新社员，每年都要集中在武汉学习一次，九三组织特别通知了我，学校也非常支持，于是，我就去武汉学习开会去了，师生在九三学术会议上见面了，当场凡是看到这种令人感动的场面的社员，都主动上前来祝贺我师生俩的见面。张老师一见面，首先就问我这几十年都在干些什么？怎么还记得他？我介绍了我的经历，并且告诉老师：“当年，我翻窗户时，你还打过我一竹鞭，非常痛啊！我一直记得您”。他听后，便爽朗的哈哈大笑了起来，几十年来，师生俩能在大难不死之后，还能活着见面，并且还是在一个民主党派里见的面，这对于人生来说真不容易呀。 有一年，中共湖北省组织各民主党派来宜昌和恩施检查工作，我的老师张泽湘代表九三学社也随团来了，他下榻的地方是桃花岭饭店，得到消息之后，我便兴冲冲地跑到宾馆看老师。若干年过去了，直到如今，每逢过年过节，我都要给我的张老师主动打电话去，拜个年、向他问声好。 每当我回想起上述我与九三的奇缘时，心中总会觉得既有趣、又温暖。 人生呀，既漫长，又短暂，不知不觉，我都成了70多岁的老人了。这一生之中走过的道路上，留下了我的脚印无数。回首往事，看看以往人生路上的那些深深浅浅的痕迹。我觉得最珍贵的莫过于我在通往光明的道路上，以及通向九三学社那民主与科学的道路上的那些了。 民主、科学——社之精魂 张洪生 一、我市建立九三学社组织20年的沿革回顾 20年前的1985年，我市最早的九三社员芮柏、叶文津二位同志在我市建立了第一个九三学社的基层组织机构——宜昌市小组。 到了1992年时，我市已有了九三学社社员人数22名，这一年的10月13日，我社在宜昌市城区召开了九三学社宜昌市第一次社员大会，经民主推选、上级审查批准，由张洪生、叶文津、张捍蕙、芮柏、江义炎五位同志组成九三学社宜昌市支社委员会工作班子。 四年后的1996年12月5日，我社在城区召开了九三学社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与会代表27名，成立了九三学社宜昌市第一届委员会，经民主推选，并经上级批准，由张洪生任主委，薛果夫、江义炎任副主委，王岐（兼副秘书长）、朱竟奋任委员，组成了第一届市委的工作班子。同时以独立单元参加了宜昌市政协，九三学社作为我市的一个重要的参政党，开始在宜昌市的政治舞台上发挥它的积极作用。 时间进入到了新世纪的2001年12月份，我们在城区召开了九三学社宜昌市第二次社员代表大会，此次换届选举，选出了由戴丽莉任主委；王歧（兼秘书长）、郑小燕任副主委；姚世红、李建云任委员，张洪生任名誉主委的九三学社宜昌市第二届委员会的工作班子。由于李建云调离，后来又增补李德才为委员。 从成立支社、市委到几次换届，都得到了中共宜昌市委主要领导同志以及九三湖北省委主要领导同志的指导与关怀。1996年成立九三学社宜昌市第一届市委期间，九三湖北省委主委、著名水生生物学家、中科院院士刘建康曾亲临会议，会见并勉励了全市九三社员，给我们以极大的鼓舞。 二、高举民主、科学旗帜，积极参政议政 多年来，社员们在各级人大、政协会议上积极参政议政、献计献策。在每年的两会上所作的中心发言，内容翔实、有理有据，受到各有关部门的重视和采纳。如：“把我市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深入一步”、“关于加强我市文物保护和管理的建议”、“提高人口素质，刻不容缓”、“加快城镇群建设，繁荣宜昌经济”、“关于成立宜昌市科技顾问团的建议”、“合理选择中央空调冷热源问题的建议”、“关于成立三峡急救中心的建议”、“关于城区公共场所禁烟的建议”、“优生优育提高人口素质，建议市计生委建立遗传实验室”、“市文化部门应组织编写一部反映宜昌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文学剧本”、“坚决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确保我市如期实现污染治理目标”、“扩广基本注 保险工作中存在一些问题的思路及建议”、“弘扬巴楚文化传统、展现宜昌文明形象，振兴我市文化、科普、图书三馆”、“开展治理平湖水域，让明珠风光吐艳生辉”。等等，其中两篇被市政协评为优秀提案。 郭守忠同志年逾七旬，耳朵失聪，且重病在身，但他却依然念念不忘九三的事业以及责任，他呕心沥血，长年坚持以参政议政为己任，写下了大量的、有份量和有建设性的提案和建议。薛果夫同志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被光荣地评为三峡工程建设标兵，2004年又被评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受到九三中央主席韩启德同志的表扬和祝贺。戴丽莉同志作全国人大代表为宜昌的经济发展和建设，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提出了数十项极有价值的议案，受到各级部门的重视，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以及我社广大社员的尊重和好评。叶文津、朱竞奋二同志被聘为市政府特约监察员，张洪生同志被聘为市中级人民法院执法监督员，郭捍蕙同志担任湖北省人大代表，1995年出席在北京召开的第十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并在大会上发言。张洪生、戴丽莉二同志2001年被市政协评为全市模范政协委员。 三、展望未来，一片蓝天 九三学社在宜昌市萌芽、成长、开花、结果的二十年，与我们祖国的欣欣向荣是一脉相承的。她的每一步前进，每一点成绩，每一页篇章，都是在中共宜昌市委和九三湖北省委的具体指导下取得的。饮水思源，我们一定要牢记九三前辈的谆谆教诲，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十六字方针，努力学习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高举九三学社民主、科学的旗帜，为21世纪的新宜昌的各项建设再作出新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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