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了并影响了我生命的那个老“九三”

——回忆我的父亲傅焕光先生

傅    华

我的父亲傅焕光，是一个植物学家、林学家，也是九三学社的一名老社员，他生前曾担任过安徽省九三学社的常委。在我的印象中，家父简直就是这个世界上最朴素的、最少有的、最典型的书呆子，因为，除了阅读、思考与工作之外，其他的事儿，他几乎什么都不会，这当中自然就包括任何家务事不会做了。平日里，家里有什么饭菜，他就吃什么，也从没见他挑剔过一次。衣着更是非常的简单和大众化，除了气质之外，怎么看，他都不像是一个喝过洋墨水的大知识分子。

家父除了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具有广泛的影响之外，同时，还具有多种才能，他的中英文口头和书面表达水平都很好。这种评价，可以用他早年翻译的两本英文原著来证明，一本名为《改进中国农业与农业教育意见书》，此书的作者是美国麻省农科大学校长白德斐博士；另一本则是《西北水土考察初步报告》。（此书的作者系前美国水土保持总局副局长，后来又曾担任过前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顾问一职罗德民先生。）有趣的是这两本英文著作的中译本完全用文言文译出的。冗长的英语表述，经我父亲之手译过后，结果就变成了极为简洁的充满了中国传统士大夫风格的语言。

父亲即能写文章及古体诗，又擅长于书法，还能画几笔山水画。南京中山陵灵谷寺塔的北门楣上那块“有志竟成”的匾额，就是我父亲傅焕光亲手题写的。据家父当年在中山陵的勤务员尹怀臣告诉我们说：原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每个周未都要抱一卷宣纸来我家中，而且，每次都会对我的父亲说：“傅先生，又要麻烦你了”。不仅如此，林森还有个专为写书法用的私章就放在我家父处。尹怀臣还对我们说：于佑任先生也时常在每天晚饭后来我们家，临离开时，他总会挑上一张家父写的字儿带走。

我的姐姐、哥哥、堂哥、堂姐他们小时候，都没少接受我父亲的管教，然而，自从我上学后，父亲就到上海、安徽等地工作去了，所以，在我的记忆中，他基本上就没有管过我，有一次他对我说：“你的作文写得不好，下次找篇文章我给你讲讲”，可实际上他一辈子中也没有给我讲过一次作文。高中毕业的前夕，他曾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上说：中国水利落后，你应当选择学水利，在信中他还亲手给我列了两个填志愿的表，两张上面的第一志愿都是华东水利学院河川枢纽及水电站建筑专业，第二志愿同样都是华东水利学院农田水利专业，当时，我觉得一个女孩子学水利不适合，内心里却想学机械，可父命难违呀！于是，我就沿着家父给我设计的人生道路一直走到了今天。

每年春节，父亲回家后，要是家里来了朋友，他们在一起谈的往往都是工作、工作，聊起来就收不了场。南京林业大学的叶培忠教授，曾是他在中山陵和甘肃天水水土持实验所的老同事，每当他在这个时候来到我家后，从清晨到夜晚，叶先生都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只听见我父亲一个人在那里滔滔不绝的说着，一说就是一整天。

家父为人慷慨，也乐于助人。平时，他和同事们一同出差，一切生活费自然都由他给包了。谁有困难，只要他知道后，他都会慷慨解囊。他一生之中，他曾经资助过不少人上学，这样一来，他活了一辈子，到死的时候，他就没给我们留下什么值钱的东西。所以我母亲就对我们说：你们的父亲没有什么遗产留给你们，把你们一个个都培养到大学毕业，这就是最好的遗产。

父亲毕业于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因成绩优秀被公费保送到菲律宾大学留学。1920年代，他担任南京紫金山造林场场长的期间，正逢南京修建中山陵墓。陵墓修建初时，紫金山已成光秃秃的浅紫红色的石头山，于是，他就建议将南京紫金山造林场的国有林场合并到中山陵墓里去，然后建成中山陵园；另外，他还创建了中国第一个水土保持机构--甘肃天水水土保持实验区，提出了比较系统的水土保持治理措施，为水土保持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所以，他是中国水土保持事业的开拓者。家父他把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了祖国的园林建设、水土保持和林业科研事业。

1979年11月5日，在南京中山植物园建立50周年纪念活动期间，西南师范学院戴蕃缙教授在他的题为《南京——中国近代植物学研究的重要发祥地》发言中说道：“中山陵园的建立是傅焕光先生策动并由他主持的。从筹备到成立，他煞费苦心，甚至不惜利用一个吕布式的将军多方游说，才有这个园的成立。这一段历史南京植物园必然有同志知道得更清楚，更详细”。另据《中山陵文史信息》第七期上中山陵园顾问吴敬立总工程师的《怀念傅焕光先生》一文所述：“傅焕光先生担任造林场场长后，热心倡仪策动将紫金山省属全部山地划建中山陵园，以纪念孙中山先生的丰功伟绩。傅先生的倡仪得到中央、省、市各界人士的赞同。”

《中国大百科全书》（1995年简明版）第 1445页中则是这样记载的：

傅焕光（1892-1972）中国林学家，水土保持专家，字志章。1892年2月1日生于江苏太仓，1972年11 月10日卒于安徽黄山（因为傅焕光要开发黄山，文化大革命造反派就把他关在黄山，后有病不准冶疗）。1914年就读于南洋公学林业专科，1917年毕业于菲律宾大学森林技术管理科，1918年在该校农科选读。曾任江苏省立第一农业学校校长，四川大学教授，甘肃天水水土保持实验所所长，南京中山陵园管理处处长等职。1945年赴美国农业部水土保持总局学习，后在华盛顿大学从事研究工作。1946年回国后，任中央林业实验所副所长，全国水土保持专门委员会委员。1949年后，任华东农业部林业总局副局长，安徽省大别山林区管理处副处长，安徽省林业厅副总工程师、科研室主任。1928—1937年，他负责南京中山陵整体规划的设计实施并主持紫金山风景林的营造，将紫金山、中山陵一带变成森林公园。创建了中国第一个植物园-中山植物园，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大型国营口乳牛场——南京卫岗奶牛场。参加了紫金山天文台、中央体育场、音乐台等的筹备工作。创建了中国第一个水土保持机构-甘肃天水水土保持实验区。曾任中国林学会理事。著有《总理陵园小志》、《栓皮栎的栽培和作用》、《水土保持与水土保持事业》等等。

《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农学篇》 林业卷一中的“傅焕光”一条中则如是介绍家父：“1945年4月—1946年4月他在美国其间，以中国技术顾问名义参加了联合国粮农组织在加拿大魁北克召开的粮食会议和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联合国森林专家会议。在魁北克会议上，他用英文发表了题为《中国的森林状况及林业问题》的报告，介绍了中国造林、森林经营及林业发展的一些情况。1930年4月他作为中华农学会和中华林学会代表之一，参加了日本农学会年会特别扩大会，并在造园学分组会上用英文作了题为《总理陵园计划》的演讲”。

该书中的这篇文章还写道：“傅焕光为中国林业事业奋斗终生。他本人爱好书法和诗文，他到处宣传森林的重要性：哪个国家森林多，哪个国家就富强，他遵守孙中山‘要做大事，不做大官’的教导，放弃立法委员（高工资）不当，要去种树、有人曾提出让他当部长（几次）他不要，只担任总理陵园主任技师（郑万钧院士要他当中国林科院院长，他不当；要他当北京林业大学校长，他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热爱新社会，主动将自己在南京中山门外苜蓿园的果园和房屋交给了国家”。 

南京解放前夕，蒋介石指定他去台湾，他未遵从，据说在上海玖瑰别墅，蒋和宋接见他,并当面提出要他去台湾时，家父居然胆敢当面回答蒋说：“大陆还有许多事要我去做”。通过此事儿，足以看出他身上的书呆子气和知识分子的勇气了。

南京解放前夕，他组织职工保护了中央林业实验所和总理陵园的全部房产、仪器设备和园林树木，使得国家财产免受了损失。南京解放后，他又将寄放在我们家里的故宫文物，主动交给人民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家父一如既往地为紫金山绿化，总理陵园的园林建设费尽心力，培育森林，成为绿色林海。傅焕光强调封山保护森林植被，同时开展大规模育苗造林。从1927年到1931年5年之间培育苗木380万余株，其中适应性强，造林容易成活的马尾松就达334.6万余株。其它树种有日本黑松、刺槐、麻栎等等。从上海引进法国梧桐和枫杨等大苗1.1万株。中山植物园在四五年时间，共向十多个国家引进树种1300余种，开创了中国大规模从国外引进树种的先例，建立了与国外著名植物园的联系。他在继续留任总理陵园管理处处长一职的同时，还兼任了华东农业科学研究所森林系负责人。1950年5月，他担任了上海华东农林部林业局副局长，在此任期间，他组织并参加华东区森林调查，提出振兴华东林业的意见。家父十分重视国内野生树种的驯化栽培。曾派遣技术人员和工人组成工作队到安徽黄山、浙江天目山、江苏宜兴、江西庐山等地采集野生苗本15800多株，种子1500多种，开创了大规模野生树种驯化栽培的先河。此外，他还组织并领导了对全中国杉木林的考察，在考察中发现了“水杉”这一珍稀植物活化石。1958年，傅焕光在调查大别山森林时，于金寨县境内发现大面积栓皮栎，编写出了《栓皮栎》一书的初稿，傅焕光在调查期间试剥了一部分栓皮送上海有关工厂加工试用，获得成功。为开拓中国栓皮工业作出贡献。为开发黄山作了各种大量工作，在黄山建立一个树木园、安徽省林业科学研究所黄山分所等。1963年全国农业科技会议期间，傅焕光作了《南方水土保持问题》的发言。对南方水土保持问题，提出了自已的见解。家父的上述贡献，使他赢得了“绿化之父”之美誉。

1956年那年，家父傅焕光加入了九三学社，1958年，他担任了安徽省合肥市分社第一届委员会委员，1960年，被邀请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列席代表；并曾当选为全国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我的父亲一生都在勤勤恳恳、踏踏实实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为科学事业服务，可就是这样一个心中坦坦荡荡、无私奉献的知识分子，却在那场文化大革命中未能幸免。庆幸的是,他逝去后，人民并没有忘记他，现在，他和我母亲安然长眠于中山陵园灵谷塔后80米半山坡上。

原中国林科院院长吴中伦院士在一篇回忆我的父亲的文章中这样写道：“在他逝世前两年，当时因文化大革命原因尚未恢复工作，但他仍为林科所的建设与发展而操心。1970年1月，他给当时的领导机构写信，衷心地提出了他对林业科研工作的看法和意见，表现了老一辈专家对林业事业奋斗到底的精神。”

假若，您在网上用中文搜索一下“傅焕光”三字，您一定会检索到许多关于他的信息的，至少，您可查到7—8本傅焕光的著作。

当年，我父亲为什么选择了加入九三学社，把它作为他的政治生活的归宿，他并没对我提过。不过，我相信我父亲加入的组织一定是可以信赖的组织。在我父亲去世后，我也加入了这个由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组成的政治联盟，光荣的成为了一名九三社员；于是，我们父女俩终于走上了同一条道路上来了。

如今，我深切地感觉到现在的这一届政府是一个真正为民服务的政府，我们九三学社，作为一个参政党，在这样的一个逐步走向政治文明的新时代里，一定是大有可为的。前年春天，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同时也是我们九三学社社中央主席的韩启德同志到我们这里来视察时的讲话，以及他这次对医疗体制改革的讲话，都无不体现出了九三人为人民利益著想的政治立场和社会良知。我们宜昌九三市委的戴主委也是一个一心为民效劳的正派公正的主委，王歧主委以及其他领导，也都有着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在这样的领导人的带领下，满了20岁生日的我们宜昌九三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年轻，越来越健康。

                                     2005年7月11日

堂叔的影响使我投入九三的怀抱

曲振甫

我仰慕九三，与之结缘，并最终加入九三，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我的一位堂叔父曲仲湘的启迪和影响的。

幼时，我并没见过这位叔叔，只听家里的长辈说过他的一些事儿。解放前（1940年—1945年抗日战争期间），他在重庆复旦大学任教，后来他就到美国加州大学留学去了。堂叔早年曾参加过五四运动。他热爱祖国，也热爱共产党。因此，大陆刚一解放，他就立马从美国赶回来报效祖国了。他先回到上海复旦大学任教授，1956年那年，他又响应号召去了云南，在云南大学生物系任教授、系主任等职。在云南期间，他坚决支持党的统一战线，积极参政，致力于云南地方九三学社的组织建设，曾先后担任过九三学社云南省和昆明市主委，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委员、常委，全国政协三、四、五、六届委员，云南省政协副主席等职。

在学术界，他是我国植物生态学与环境科学领域里的老一辈著名科学家。云南地处亚热带，这样的自然环境，为他钻研热带植物生态学科提供了广阔空间；在云南工作期间，他共撰写了80多篇论文，他的论文详尽地研究与论述了环境保护和生态环境科学等诸多课题，并且取得了显著社会和经济效益。他还曾担任过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委员，全国环境科学大会副理事长，国家环境保护领导小组顾问等职。

他对我的关怀，更使我终生难忘，1951年至1952年，正值我高中毕业升大学，家里经济极度困难，我冒昧写信给他，很快就得到了他热情慷慨的回信和资助，使我顺利完成了大学学业。1981年，我有机会出差昆明见到了他，那时候，云南的生活条件极差，一个大学教授，住的是平房，没有独立的卫生间，物质条件远不能和上海比，可对生活的艰苦他从不计较，也没有丝毫怨言。堂叔他认为云南位居边陲，贫困只是暂时的，正是这样的地方，才是最需要他的地方。

曲仲湘叔叔1990年9月14日因病在昆明逝世，他的坎坷一生和奋斗精神，给我不少启迪和教育。“爱国”、“助人为乐”、“不惧艰苦”，这也许就是九三人的固有品格吧！

正是家族里的这样一个人格崇高、学识渊博的堂叔成为了我的人生楷模，并且深远地影响了我的一生，所以，他对于他的政治道路的选择，无疑也为我靠拢九三学社提供了榜样，就这样，我作为一位老九三人的后代，紧步他的后尘，也光荣的成为了一名九三社员。

2005年4月24日

九三让我当一名特邀监察员

朱竞奋

受九三学社宜昌市委的委派，从1993至2001年，我连续两届担任了市人民政府特邀监察员的社会兼职工作，这期间，我多少做了一点应做的工作，也受到了不少教育与启迪，同时还积累了一些感悟。籍此机会我愿向社里的同志们摆谈、摆谈。

受命初始，我的感觉的确有些激动、有些兴奋，更有些踹踹不安，作为一名普通公民和医学专业人士，经验与水平必然有限、更从未搞过什么参政议政，我能行么？尤其是向市委市政府领导直接建言与进言，如果说偏了、说错了话，会有怎样的后果？但是在随后不长的时间里，这样的顾虑很快就“冰消雪溶”了。从一开始接触，市纪委与监察局的领导与同志们就以热情、坦诚的态度，过细、质朴的工作作风，与我们各民主党派推荐的特邀监察员亲密无间地相处在一起。这些共产党员同志特别尊重我们，大约每个季度一次的工作会议上，他们都要详尽地报告反腐倡廉、整顿党风的形势、存在问题、今后工作任务与努力方向，然后再认真听取监察员们的每一次发言，即便我们有的同志因为了解情况有限或观点有些偏颇，但纪委书记、副书记、监察局长、副局长他们总会从中找出合理的内核并加以提炼发挥，从未发生过“抓辫子”或“打棍子”的报复现象。

　　有一件事令我印象极其深刻，至今没齿难忘：那一年，在本市媒体之上以及市委主要领导人的言论中不时出现“把宜昌市建设成为日内瓦式的国际化大都市”的口号，我本人及我所接触的不同阶层的人士中对此颇有些看法，在为市委、市府主要领导同志年终民主生活会作准备，而由市纪委召开的专门的意见征集会议上，我为此作了一个题为《少说大话，多干实事》的发言，我认为这个口号好高婺远、脱离实际、远离市情，莫如在如何为市民办实事上多做些文章、多下些功夫。会后，一位兄弟党派的监察员对我说：“老朱，你的发言火药味太重了一点儿吧”！可是，监察局长却对我说“你的发言内容中肯，意见也应当直接与市领导见面”。次年，在媒体及市领导的讲话中，果然再也没有见的到此类提法了。这件事儿过了不久，第二届监察员的大红聘书又递到我的手上来了。这些事实完全可以证明，共产党要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是真诚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也是有所作为的。

　　对我们民主党派成员来说，参政议政也是给我们极好的锻炼机会与学习机会。连续两届市政府监察员的任期，给了我很多的教育与很大的帮助。原来曾认为搞了那么多年的反腐败，可腐败现象依然猖獗，对中共的反腐败战略部署信心不足。经过实际参加其中的一部分工作后，我才深深体会到此项工作，应当是很长、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的艰巨任务，以往，我显然对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乃至曲折性、反复性认识得不足，也不够清楚。8年多来的监察工作与学习，使我的思想觉悟、政策水平、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均有相当程度地提高或改善。

是九三让我当一名市政府监察员的，于是，我才有了长达8年时间极其难得的直接与反腐倡廉相关的参政议政的磨练机会，我要感谢中共宜昌市委、市政府！我更应当感谢九三！同时，我更为我的九三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