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毕升---王选的故事

赵仁珪

800年以前，一位聪明的工匠用泥做了些小字模而流传千古，他就是在中国家喻户晓的活字印刷术发明者毕升。然而，毕升的发明并未在中国得到推广运用。400年后欧洲谷腾堡发展了活字印刷技术，不仅用它来印制《圣经》，还用它大规模印刷各种图书。正是由于活字印刷的发明，推动了文化的发展，才有文艺复兴，才有工业革命。

　　毕升的活字印刷术，之所以在中国被束之高阁，除了封建制度的窒息和生产力落后的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汉字数量庞大，给印刷业的自动化带来了极大的困难。西方的拼音文字只有二三十个字母，加上各种大小的字体，印刷字模也不过100多个；而汉字有5万多个，一个字就需要一个字模，且不说还有宋、楷、黑等不同类型的字体和大小不一的字号。每印一本书，都需要由排字工人从铅字库里费力地“捡字”。这些铅字模在使用后，通常还需经过熔化，再重新铸造成新的铅字。

　　20世纪初，国外出现了一种利用照相原理来代替铅活字的排版技术，实际上是“西文打字机”加“照相机”。70年代国外的印刷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激光照排机已经发展到了第四代，而我们的印刷业却还在汉字的“丛林里”艰难跋涉。

　　然而，我国自己的一项伟大发明引起了一场技术革命，彻底改变了印刷行业的命运，这便是“精密汉字照排系统”，北京大学王选（1937- ）教授的惊世之作。他的发明使中文印刷业告别了“铅与火”，大步跨进“光与电”的时代。他被公认是对中国印刷出版业的现代化作出最大贡献者之一，被人们赞誉为“当代毕升”和“汉字激光照排之父”。

青年时代的王选走过一段坎坷的历程。他1937年2月5日生于上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在轻松自然的学习气氛中，以优异的成绩读完了小学。1954年在上海南洋模范中学毕业后，考进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成为莘莘学子中的佼佼者。他毅然选择了计算数学专业，尽管这是一门新兴学科，但他认为越是新的领域，留给人们的创造空间就越大，而且计算机在今后社会发展中会有不可估量的作用。“专业的选定，成了我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王选后来感慨地说。

1958年，王选毕业留校，当时我国正掀起研制计算机热潮。由于计算机人才奇缺，才未受“右派”父亲株连而被留校当助教，参加到我国第一台红旗计算机的研制。长年累月的忘我工作，使他重病缠身，不得已返回上海养病。但他仍以强烈的事业心自学电脑软件理论，成长为当时国内研究高级语言编译系统的著名专家之一。

1974年，电子部等五单位发起汉字信息处理技术的研究，被列入国家重点科研项目“748工程”。北大数学系讲师、王选的夫人得知这个信息，立即回家告诉在家养病的王选。他再也躺不住了，攻克汉字处理难关是他多年来的夙愿。多少次，在病床上，他在头脑中勾画着美好的前景：用自己的智慧和双手，让计算机技术与中国出版印刷业联姻，插上再次腾飞的翅膀。

当时国内已有5家院校和科研单位申报承担汉字精密照排系统，王选决定参加这场竞争，“因为它的难度和价值吸引了我”。没人知道王选初涉这一领域时的艰辛。在作研究前，他必须先弄清国内外的现状和发展动向。为了广泛查阅资料，王选往返于北大至科技情报所之间，每次两角五分的公共汽车费都舍不得花，常常提前下车步行一站。由于缺乏经费，他也常常用手抄代替复印。

著名微生物学家巴斯德说过：“机遇只偏爱有准备的头脑”。做好充分准备的王选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他决心独辟蹊径，跳过前三代机，直接向国外最先进的第四代激光照排机发起冲击。这四代机的发展在国外用了整整40年，而王选则想把40年代历史压缩进他的照排机蓝图里。

一旦选择这个目标，汉字字形信息量太大就成了最大的难题。汉字字模的组合高达100万个以上，若采用传统的点阵汉字，储存量将高大200亿位。那些日子，王选满脑子的汉字横竖弯勾，连做梦也尽是笔画，终于想出了用数学方法计算汉字轮廓曲率的“高招”。经过几个月呕心沥血的奋斗，他就像一位魔术师那样，让庞大的汉字字模减少了五百倍，扫清了研制汉字精密照排系统的最大障碍。

1975年11月，北京召开汉字精密照排系统论证会，王选报病参加了会议。由于身体虚弱，说话困难，由他的妻子代他发言并用计算机展示了模拟实验的结果。王选的方案在多数人就像听“天方夜谭”，有人甚至说这是王选的数学“畅想曲”，是玩数学游戏。回家后，王选夫人开玩笑说道：“咱们还是算了吧。”王选却认真地回答：“干！不到长城非好汉。”

从此，王选几乎放弃所有的节假日，努力使自己的方案完善并具体化，一步步解决高倍率汉字压缩和高速不失真还原轮廓汉字等难题。电子部“748工程”办公室得知王选的方案后，组织专家进行了全面的考核。1976年6月，王选的方案完成了模拟实验，获得了一致好评。同年9月，“748工程”中的汉字精密照排系统研制任务，终于正式下达给了王选所在的北京大学。

就在王选紧张地投入研制时，全球著名的英国蒙纳公司，凭借着雄厚资金和先进技术，也正在加紧研制汉字激光照排机，想一举占领中国市场。面对双重压力，王选只是默默地加快自己的工作进度，带领着一帮年轻人夜以继日地勤奋工作。他们创造性地采用了许多令世界瞩目的新方法，照排控制机上的电路板，那些由密密麻麻的集成电路组成的尖端高科技设备，大多是王选他们自己动手做出。

　　1979年7月27日，精密汉字照排系统的第一台样机调试完毕。大家围在样机旁，紧张地注视着它的动作，机房里只有敲击计算机键盘发出的嗒嗒声。转眼之间，从激光照排机上输出了八开报纸的一张胶片，王选怀着兴奋紧张的心情接下这张可以直接印刷的胶片，各种精美的字形、字体、花边、图案美不胜收。1980年，支持这套系统的电脑软件，包括具有编辑、校对功能的软件也先后研制成功，并排印出第一本样书。

通过鉴定验收后，王选和他的同事马不停蹄地向实用性的激光照排机发起冲锋。在山东潍坊计算机公司支持下，一个响亮的名称——华光电子排版系统，象征着中华之光，照亮了神州大地。1985年，新华社第一次采用华光机排出了新闻日刊；1986年，《经济日报》在华光机支持下，成为全世界第一家采用屏幕组版、激光照排的中文日报社，并于翌年出版了国内第一张激光照排的报纸。它的印刷厂在一举卖掉了全部铅字后，还举行了隆重的“告别铅与火”庆祝大会。

当时，人民日报社曾引进了两套美国HTS照排系统，价格比华光要贵15倍。但是，一直到1989年，经过该公司派人长期调试后，仍因故障太多无法使用。人民日报社焦急万分，只好向王选求援。王选二话没说，立即带领若干技术骨干奔赴报社，对美国HTS系统进行改造，终于让国外进口的“洋机器”起死回生。美国HTS公司总裁在离开中国前，对中国同行讲，他们已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今后地球上再没有什么HTS公司。

在巨大的成功面前，王选并没有满足，他甚至有一种负债感。他动情地说：“国家为激光照排投入了1000万资金，需要尽快转化为生产力来回报国家。”为此，他不辞辛苦，四处奔波。在他积极推动下，北京大学成立了北大方正公司，将王选不断发展的更先进技术成果推向市场，全国出版界已有80％使用了国产激光照排机；在港、澳、台地区，已有100家华人报刊和出版社采用“方正”；在全世界几乎凡有中文出版物的地方，方正产品都占有绝对优势。当国外电脑企业纷纷大举进军我国市场的时候，惟独在出版领域，那些外国公司则悄悄地撤出了中国。

祖国没有忘记王选为出版印刷业立下的丰功伟绩，他获得了我国科学技术界的最高荣誉——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和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的殊荣。

王选，这位“当代毕升”以自己辛勤劳动的成果，托起了中国出版印刷业的伟大革命，为国家创造了数十亿元的效益。王选院士说得好：“我们所干的是前人没干过的事业。”毕升们的后代已经远远超过了他们的列祖列宗！

低调大师    真实黄昆

张 懿    任 荃   金 平 

如果不是生逢那个年代，如果不是在学术巅峰期身不由己地中断了研究近30年，黄昆所能作出的贡献恐怕要远远高于现在。可世界上没有如果。

黄昆先生走了。

尽管如此，他依然是世界著名物理学家，中国固体物理学和半导体物理学的奠基人之一，依然是中国科学院首批院士（当时称为学部委员）中最年轻的才俊，依然是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得主。

美国知名物理学家皮尔曼在得知黄昆去世的消息后立即致信称，他“是很长时间里科学上的英雄之一”。

黄昆的学生与合作者、中科院院士、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朱邦芬，在一本关于黄昆的书中这么写道：“可以说，作为一位中国的物理学家，除了诺贝尔奖，黄昆几乎得到了所能得到的一切荣誉。但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未已。”

这既是对黄昆的极高赞誉，但也透露出莫大的遗憾。

让诺贝尔大师心悦诚服

30岁，是一个科学家创造力最鼎盛的时期，黄昆也不例外。而且，由于他过人的成就，1955年，年仅36岁的黄昆就当选了中科院学部委员。

不过，此时黄昆的工作重点是在北大教书，他的基础研究已经停滞了几年。从1951年回国开始，黄昆在北大教了26年书。直到1977年，在邓小平同志的关心下，黄昆重新出现在人们的视线里，他离开北大，来到中科院半导体所担任所长。和正常的科研规律相符合，黄昆在学术上的第一个春天是在30岁时来到的。

那时，黄昆在燕京大学、西南联大先后取得学士、硕士学位，随后留学英国。在留学的岁月里，他遇到了几位大师，包括后来得到诺贝尔奖的莫特教授和玻恩教授，黄昆的“黄金时代”到来了。

他的研究和预言多次被实验所证实，这些成就奠定了他在固体物理学领域的权威地位，在半个世纪以后，“黄散射”的相关论文仍每年平均被科学家引用六七次。

1954年诺贝尔奖获得者玻恩教授如此评价黄昆，在他给爱因斯坦的信中：“书稿内容现在已经完全超越了我的理论，我能懂得年轻的黄昆以我们两人的名义所写的东西，就很高兴了。”

玻恩所说的“合著”书，就是被国内外许多物理学家奉为“圣经”的《晶格动力学》。黄昆从1948年开始，写了3年。书在1954年出版后，1969年再版，直到1985年又发行了第三版。出版者在封底的评价中说：“当年，本书代表了该主题的最终总结，现在，在许多方面，该书仍是该主题的最终总结。”

低调而不失人格魅力

在黄昆的家中，门口一个古色古香的木箱子上放着一块小铜牌，上面刻着八个大字：“壮志不已，耕耘不辍。”那是他70岁生日时，中科院物

理所送给他的。

这位享誉世界的物理学大师，其为人的淡泊和低调，从居室的布置就可见一斑。他的家位于中关村，是一套小三室的公寓房。房间很挤，塞满了书。两张沙发、一台电视、一部收音机，这就是书房兼主卧的客厅。

由于家中空间狭小，有段时间，为了接待几位老同学，他和夫人做了个发明——把双人床的四个腿下安上轮子，等客人来时，把床推到一边，腾出会客的地方。

年轻时的黄昆，是个十分相信“天才论”的人。他曾经这么写到：“过去我相当迷信天才，但是几十年的实践证明，这种看法不能过分强调。我年轻时在国外一起学习工作的人有几个都得了诺贝尔奖，他们就并非一定有特别的才能。”

2001年，中科院提名黄昆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候选人。刚开始，他甚至写信反对提名自己。他说：“现在这个最高奖，帽子似乎太大了，这么多学科，这么多研究人员，对我来讲这个奖太高了。”

后经组织做工作，黄昆改持不反对也不支持的态度，不参加答辩，所有报奖材料都是别人整理的。

从治学到育人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中有这样一段话：“有位老科学家，搞半导体的，北大叫他改行教别的，他不会，科学院半导体所请他作学术报告，反映很好。他说这是业余研究的。这种用非所学的人是大量的，应当发挥他们的作用，不然对国家是最大的浪费。他是学部委员、全国知名的人，就这么个遭遇。为什么不叫他搞本行？北大不用他，可以调到半导体所当

所长，给他配党委书记，配后勤人员。”

邓小平同志说的老科学家，就是黄昆。此时，黄昆已经在北大教了24年书。

尽管教的是黄昆“不会”的内容，而且也远离基础研究第一线，黄昆依然投入了极大的精力。

1995年，黄昆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50年代院系调整后，当时他教普通物理，每周二三次课，备课就足足需要五六十小时。

黄昆的治学理论，最突出的就是创新二字，他反对因循守旧。黄昆鼓励年轻人提出自己的创见。学生需要释疑解惑时，他从不正面给出答案，而是说“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书上有”，“这个问题你应该能自己明白”，要求年轻人自己去查书、去思考、同周围的同学共同探讨。

实际上，虽然没有在研究上继续下去，黄昆还是率先在我国高校中开设了系统的固体物理和半导体物理课程，并培养了一大批人才……

尽管成就卓越，但过去50年，除了圈内人，黄昆并不为大家知晓。尽管在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时，他曾短暂地出现在公众视野里，但随后他依然选择了低调。

如今，先生已经远去，留下的除了一个沉默的背影，一批丰硕的学术成就，还有的就是说不尽的那老一代科学家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