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即将迎来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的时刻，九三学社广大社员内心充满了对这位伟人感念之情。大家由衷感念他36年前以巨大政治勇气拨正中国巨轮的航向，做出改革开放的历史决策；由衷感念他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华夏儿女带上民族复兴的征程。随着时光的流逝，大家的记忆不仅未被消磨，反而对他开辟“科学春天”的一件件往事，更加历历在目、铭刻于心。
“对现行招生制度来一个大的改革”
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是1977年邓小平重新走上党和国家领导岗位之后作出的一个引起社会强烈反响的举措。这一举措是扭转10年文革造成的教育领域混乱局面，恢复教育秩序的开端；是实行拨乱反正，开辟新道路的突破口。这一举措改变了一代知识青年的命运，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人才。当年，九三学社社员周培源、金善宝、邹承鲁、严东生与其他专家学者一起，亲身参与了这一决策出台的过程。
文革结束后，教育改革怎么搞，大学怎么办，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而此时，人才匮乏已成为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奋斗目标的最大制约。1977年5月，尚未复出工作的邓小平就尖锐地指出：“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20年。科研人员美国有120万，苏联90万，我们只有20多万，还包括老弱病残。”正因如此，邓小平主动请缨，郑重地向中央提出在恢复工作后分管科技、教育工作的请求。此时的邓小平，对于教育改革，包括大学招生制度，已经过了深思熟虑。
那是1977年7月16日，73岁的邓小平复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邓小平复职时明确向中央表示，愿意主管科教领域工作，并决定8月上旬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这是邓小平恢复职务后抓的第一件事。
也许是担心到会专家学者还没有从文革阴影中走出来，邓小平一坐下，便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说：“这次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主要是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向大家学习。外行管内行，总得要学才行。自己有一个想法，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从科学教育着手，我自告奋勇管科教方面的工作，中央也同意了。这两条战线怎么搞，请大家发表意见。”
邓小平接着说，整个座谈会他不可能都到，自己有时间就到，没有时间就到不了，座谈纪要是肯定会看的。但最后与会人员发现，会议从始至终，邓小平从头到尾一次不落。
会议气氛认真、热烈，发言踊跃。邓小平仔细倾听与会人员的意见并不时插话。会议讨论的重点之一就是废除文革时期的高校招生办法，恢复考试制度。
邹承鲁在发言中指出，高校招生的16字方针应当修改，群众推荐往往只是形式，而领导批准实际成为走后门的合法根据，今后一定要有考试考查制度。邓小平立即回应；“领导批准可以拿掉，考大学是每个人的权利，不需要领导批准”。
武汉大学化学系副教授查全性的发言颇具代表性。他说：“招生是保证大学质量的第一关，它的作用好像工厂原材料的检验一样，不合格的原料，就不可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当前新生质量没有保证，其原因之一是中小学的质量不高，二是招生制度有问题。主要矛盾还是招生制度。不是没有合格人才可以招收，而是现行制度招不到合格的人才。”他勇敢地指出现行招生制度的四个严重弊病：即埋没了人才、限制了工农子弟上大学、败坏了社会风气、严重影响了中小学生和教师们教与学的积极性。
周培源、金善宝、邹承鲁、严东生等纷纷发言，赞同查全性意见，建议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大决心，对现行招生制度来一个大的改革，宁可今年招生晚两个月。不然，又招来20多万人，好多不合适的，浪费就大了。
专家学者们的意见震动并激励了邓小平。他问坐在身边的时任教育部长刘西尧：“今年就恢复高考还来得及吗？”刘西尧表示，推迟半年招生，还来得及。邓小平听了，当场决断：既然今年还有时间，那就坚决改嘛！招生涉及下乡的几百万青年，要拿出一个办法来。今年就开始改，不要等了。一个重大决策就这样出台了。
根据邓小平的意见，教育部很快报送了《关于推迟招生和新生开学时间的请示》，决定将高等学校和中专推迟到第四季度招生，录取新生次年二月底前入学，推迟三个月。8月18日，邓小平将这份报告批送党中央主席、副主席：“这是经过考虑，为了保证重点大学学生质量而商定的。拟同意。”当天，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均圈阅同意。
以这一重大决策为起点，一批又一批高素质人才支撑起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许多当年受惠于这一决策的九三学社社员，如今已经成为科技教育领域的领军人才或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
“我现在还认为黄昆应该当半导体所所长”
还是在全国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邓小平特意向参加会议的时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的沈克琦询问九三学社社员、北大物理系教授黄昆的近况。当了解到黄昆还在“北大200号”消磨岁月时，邓小平欠起身子，伸出右手做了一个强调的手势：“我现在还认为黄昆应该当半导体所所长。”稍加停顿，邓小平把视线扫向全场说：“他批了我，是我害了他。我那时还批我自己呢！”
这番话让与会的科学家心中涌起一阵热流，他们用目光交换着同样的感受。
“文化大革命”的最后一两年，黄昆跟政治沾了边，也跟邓小平沾了边，成了一个新闻人物。
1974年，邓小平重新工作。1975年，中国科学院半导研究体所邀请黄昆作学术报告，他的新颖见解和精彩论点给半导体所及广大科研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也许，邓小平正是通过当时正在半导体所工作的邓楠，了解到了关于黄昆的一些情况。
黄昆的学生朱邦芬在谈到黄昆的坎坷遭遇时说，黄昆作为北大物理系副主任和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自从年轻时阅读斯诺的《西行漫记》以后，就一直十分虔诚地信仰共产主义。回国以后，他一贯响应党的号召。平心而论，以当时人们单纯的思想和政治水平，哪里能分辨得出谁是政治骗子，什么是极左的做法和理论呢。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黄昆就“靠边站”，并接受劳动改造。
1968年夏，黄昆毫无根据地被怀疑加入过国民党，在一段时期内被隔离审查。后来被安排在位于北京郊区昌平县的“北大200号”参加“斗、批、改”。他每个星期回一次家，上百里的路，全靠骑自行车来回奔波。
“北大200号”主要是生产半导体器件，而黄昆的特长是研究与讲授半导体物理学和固体物理学，专业很不对口。
1975年9月，在听取中国科学院负责人“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即著名的“汇报提纲”）会议上，邓小平义正词严地指出：“有位老科学家，搞半导体的，北京大学叫他改行教别的，他不会，科学院半导体所请他作学术报告，反映很好。他说这是业余研究的。这种用非所学的人是大量的，应当发挥他们的作用，不然对国家是最大的浪费。他是学部委员、全国知名的人，就这么个遭遇。为什么不叫他搞本行？北大不用他，可以调到半导体所当所长，给他配个党委书记，配后勤人员。”
邓小平说的老科学家就是黄昆。
没过几天，形势就发生了变化，“四人帮”发动了“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邓小平关于黄昆的讲话曾经深深打动了广大知识分子的心，在“批邓”时，自然成了靶子。
北京大学军宣队和工宣队要求黄昆写批判文章。作为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黄昆心里有杆秤，谁好谁坏他掂得出来，所以写的材料完全不符合“要求”。
当时臭名昭著的“梁效”写作组捉刀代笔，以黄昆的名义重新编造，在《红旗》杂志上刊登了署名黄昆的批判文章。文章堆砌了颠倒黑白的攻击和强词夺理，说“邓小平想挑拨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这是不能得逞的”云云。
黄昆一直对此感到愧疚。他总是觉得，既然署了自己的名，应当由自己来承担这篇文章的主要责任，并把它当作自己一辈子都要记取的教训。不过，日后始知，生来达观的邓小平并没有把账算在他头上。
1977年，邓小平再次复出，他没有忘记他在1975年提出整顿中国科学院时说的那番话，作为一位曾经大落大起，在艰难的岁月中仍苦苦思索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政治家，他当然清楚，《红旗》杂志上那篇署名黄昆的批判文章并不代表黄昆本人的真实态度。
几天后，中国科学院调黄昆去半导体研究所工作的调令就下来了。黄昆由此成为“文化大革命”后走上科研院所领导岗位的那批科学家之一。
在黄昆主持下，半导体所的科研方向的调整、科研队伍的重新组合、基础研究工作的恢复等都很快取得了成效。被冲散了的基础研究队伍重新组织起来，先后成立了物理研究室和理化分析实验室，很快成为一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学术空气活跃的研究群体，半导体所的研究人员也懂得了如何从物理上深入思考问题，做出有创造性的研究工作。
1978年初春的一场瑞雪为北京披上银装，天气乍暖还寒。
“怎么看待科学研究这种脑力劳动？科学技术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那么，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人是不是劳动者呢？”“他们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他们与体力劳动者的区别，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 邓小平所做报告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科学评价，激起了几千名与会代表的强烈共鸣，所有人都在纵情鼓掌。这是一篇解放知识分子的宣言。科学技术，这一关系到中华民族命运和生存的命题，从来没有得到过如此完整系统的阐述，从来没有如此庄严地列入党和国家的重要议程。科学的春天真的来了。
不仅是黄昆，还有许多九三学社社员在这一历史节点重新焕发了青春。周培源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金善宝任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严东生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严济慈任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首任院长，茅以升任铁道科学研究院院长，王淦昌回到阔别17年之久的原子能研究所并担任所长，杨钟健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所所长兼北京自然博物馆馆长，黄汲清任中国地质科学院副院长，张光斗任清华大学副校长……
改革开放新时代，党和国家为九三学社社员和广大知识分子搭建起施展才华、建功立业广阔舞台。
“863”与“748”
“863”与“748”这两组数字放在一起，是因为其背后都与九三学社社员关注或投身的事业相关联，都与邓小平的支持和关心相关联。
上世纪80年代以来，科技进步不断突破人类认识已有境界，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产生了众多跨学科领域。科学技术特别是战略高技术日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焦点。而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弱，高新技术产业占比低的情况相当突出。
863计划从世界高技术发展趋势和我国需要与实际可能出发，坚持“有限目标、突出重点”方针，选择生物、航天、信息、激光、自动化、能源和新材料7个高技术领域作为发展重点，1996年又增加了海洋技术。总体目标是：集中精干力量，瞄准世界前沿，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带动相关领域科技进步，造就一批新一代高水平技术人才，为未来形成高技术产业准备条件，为20世纪末特别是21世纪初我国经济社会向更高水平发展和国防安全创造条件。
28年来，863计划取得了一大批具有世界水平的研究成果，突破并掌握了一批关键技术，缩小了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培育了一批高技术产业生长点，极大带动了我国高技术及其产业发展并为传统产业改造提供了高技术支撑。
九三学社社员王选研制成功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使汉字印刷告别铅与火，走进光与电，被誉为现代“毕昇”。
1974年8月，周恩来总理批准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工程”即748工程。病休中的王选对这一工程中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产生了浓烈兴趣。当时，发达国家的信息处理技术已经发展到相当先进的地步，照排已由手动发展到光学机械再发展到阴极射线管，西方正在研制属于第四代的激光照排系统。我国有几家单位研制的照排系统选择的仍是光学照排或阴极射线管。王选说了这样一句话：“只有站在科学技术的前沿，外国人才打不垮你，中国人有这样的志气，也有这样的能力。”他毅然决定直接研制激光照排系统。
西方搞激光照排，英文只有26个字母，而中文汉字多达数万个，常用字也有三千个，激光照排首先要解决近百亿字的汉字存储问题。王选通过几个月的计算提出一个“数学方案”，可是在论证会上却视为“数字游戏”被否定。王选没有失望，在没有1分钱科研经费的情况下，他在1975年12月创造了以“轮廓加参数”描述法和一系列新算法，解决了汉字信息压缩存储问题。这项发明在欧洲取得了专利。 1976年9月，激光照排系统研制方案终于被国家认可。就在他和助手们争分夺秒研制时，英国人已经拿出了激光照排系统产品，接着美国人、日本人也搞出激光照排系统产品。1979年，国外产品陆续在我国市场抢滩，包括人民日报社在内的一些报社、出版社、印刷厂先后引进或准备引进。王选
在邓小平的关心下，又经过了几年奋战，他们研制的华光激光照排系统于1985年5月通过了国家鉴定，被评为当年我国十大科技成果之一。1987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就在这一年5月2日，《经济日报》社用华光激光照排系统，排印出世界上用激光照排技术印刷的第一份中文报纸。人民日报社引进的美国HTS激光照排系统，由于无法解决汉字压缩、还原等技术问题，迟迟无法使用。HTS公司的总裁不得不宣告失败。一些外国研制汉字激光照排的公司也纷纷停止研制。紧接着王选又领导研究人员研制成功了图文合一编排彩印技术，电子远程传版技术。 1988年，汉字激光照排系统被正式命名为“北京大学方正电子出版系统”。不仅我国省市报纸全部用方正电子出版系统印刷，而且海外几十家中文报纸也采用了方正。
“我们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要有一支浩浩荡荡的工人阶级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大军，要有一大批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小平同志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的讲话依然在许多经历过那一时代的九三学社社员耳边回荡着。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提供强大科技支撑，是时代赋予我国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历史使命。”习近平同志甲午之年在两院院士大会上掷地有声的讲话激励着广大九三学社社员创造无愧于时代的业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的更大贡献。（穆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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